西汉中前期学术发展与文人学术观念的演变.docxVIP

西汉中前期学术发展与文人学术观念的演变 一 以礼治代替“儒术”,以“礼治”为主的原因在于参数之间的博弈 西汉初年，刘邦并不重视所有儒家学者提出的“诗、书、礼、礼”作为国家政治标准的建议。这并不是说这些学者的观点有什么问题。重要的是刘邦的出身、财富和政权建立经验。刘邦不事诗书,居马上得天下,当然也就不知道文治的重要;既然如此,儒生的鼓吹也就很难为其所接受。刘邦年轻时不事家人产业,游手好闲,做官后更是养成一身的劣根性,他曾用儒生的冠做便器 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死,孝惠帝刘盈即位。惠帝四年(前191),朝廷便颁布法令,废除秦行“挟书律”,从而为典籍的聚集流通以及学术的研讨交流提供了方便。惠帝五年(前190),河间人颜贞出《孝经》,《孝经》之出无疑为汉统治者提倡忠孝持家治国的政策提供了依据。实际上,早在汉高祖刘邦十一年(前196),楚人陆贾所上《新语》十二篇中,便已涉及到《孝经》的有关内容。《汉书·陆贾传》曰:“其所敷奏,于称说《诗》、《书》,发明帝王所以治天下之道而外,又多引《论语》、《孝经》……”以仪礼的标准察验封建帝王应时受命,用儒家的观念指导封建君主制定国家相关政策,是陆贾在其《新语》中重点阐述的内容。文人士大夫对封建统治者的这种政治期望,或许在秦灭六国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后已经荡然无存,但此时却随着士人的鼓吹和帝王的认可,得以逐步恢复。 在封建政治体制下,有章可循的政治制度不可能完全取代文人士大夫对封建君臣关系带有伦常政治色彩的心理认同。有形的牵制与无形的皈依,始终是困扰着封建社会君臣关系以及政治制度正常实施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说,虽然陆贾的建议曾遭到刘邦的苛责与戏弄,但其最终还是希望为维护刘汉政权出谋划策。像陆贾等人,他们大都谙熟历朝政治,对传统政治文化有着较深的把握与理解,懂得如何适应时变去制定治理国家的相关政策,通过不懈的努力博得统治者的认可,也是情理中的事情。故刘邦建汉后,叔孙通专门去善习“礼仪”的鲁地求取帮助刘邦制定朝仪的儒者三十余人,这种举动显然仅从文化学术的角度是难以解释清楚的。 叔孙通至鲁后,有两位儒生不肯从行,并且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勿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 叔孙通为汉高祖刘邦延纳的三十位鲁儒者究竟在西汉初年朝廷礼仪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叔孙通为秦博士,故其为刘邦推行的无非是“大抵皆袭秦故”的因袭秦朝政治制度的旧的模式,因此,孝文帝即位后议定礼仪,便成为朝廷政治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汉文帝时礼仪政策的制定与遵循,已经成为朝廷政治议论的焦点。 汉景帝时围绕着盐铁究竟是官营还是私营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以及后来桓宽据此整理而成的《盐铁论》,反映了这一时期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儒者与代表上层官僚豪强利益的卿相之间的思想斗争。会议争论的焦点除重“本”还是抑“末”,与匈奴和亲还是还击外,还有与当时学术政治相关的是礼治还是刑治,崇儒复古还是尊法合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是汉兴以来朝廷政治的焦点,也是长期以来文人士大夫所普遍关心的问题。 《盐铁论·论儒》曰:“邹子以术儒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终始之论,卒以显名。”又说:“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在汉景帝时期真正不饰以“终始变化之论”而以儒术干谒帝王政治的是颖川人晁错。晁错主张重本抑末;主张以礼治替代刑治;主张加强君权统治削弱诸侯势力。晁错的这些建议,文帝虽然也嘉其忠而委之以任,但终因君权赢弱使得晁错成为朝廷与诸侯间斗争的替罪羊。 汉景帝当政,胡母生、董仲舒被立为博士。胡母生与董仲舒同治《公羊春秋》而闻名,“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 汉武帝建元前后,学术的发展表面上看起来呈多元发展的态势,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此时朝廷尚且还不具备提倡多元学术的大社会政治环境。代人赵绾担任御史大夫后,请立明堂以朝诸侯,并向汉武帝荐举其师申培。但当武帝将其招致京师问以治乱之事时,申培“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汉武帝的个人喜好固然是影响诸儒者学术思想推广实施的重要因素,但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不悦儒术的现实,同样也制约着朝廷对儒术的提倡。鉴于此,御史大夫赵绾曾经采取过诸宦者奏事勿达“东宫”的措施,但这种掩人耳目的做法不仅不利于儒术的推行,而且还会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后窦太后得知赵绾等奏事故意回避“东宫”,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也!”并派人“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虫分免,申公亦以疾免归。” 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