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docxVIP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先秦儒学是指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学派。这一学派的法律思想极其丰富,它为孔子所创立,中经孟子的发展,到荀况则集大成。所以荀子的思想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高度概括与总结。正如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之儒学即荀学一样,自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立法的指导思想亦即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法律思想。 那么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是怎样形成与发展的?为了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以及这种法律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本文试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 孔子的“宽猛相济”思想 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产生于奴隶制的夏商时期,到西周时则基本上形成。而把这种法律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的,则集中表现于孔子的法律思想。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作为各自“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4页)孔子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也必然要打上时代的印记。 西周奴隶制国家,实行以礼为主、礼刑并用的法律制度。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对被统治阶级一方面实行礼义教化,一方面采用刑事镇压。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根据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交替使用“牧师”与“刽子手”这两种统治方法。 但社会发展到春秋时期,由于奴隶制经济基础开始瓦解,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随之而发生动摇.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奴隶制的法律制度陷于危机。为了挽救这种局面,使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得以继续下来,孔子总结了西周奴隶制国家的统治经验,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法律思想。他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礼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说明孔子虽然把实行礼治作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和基本方法,但并不主张放纵那些危害统治秩序的犯罪行为。特别是对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孔子是主张坚决镇压的。例如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郑国的统治者发兵攻打,“尽杀之,盗少止”。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地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残民,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在另一个地方,孔子又把这种“宽猛相济”的法律思想归结为“一张一弛”。他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所谓宽猛相济、一张一弛,实际上构成了孔子法律思想的核心。其基本要点就是根据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礼教与刑罚并用,把“牧师的职能”与“刽子手的职能”巧妙地结合起来,先从思想上消除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意识,然后再对少数不听教化者辅之以刑事镇压。历史经验表明,对奴隶主阶级来说,这确是一种比较高明比较有效的统治方法。 应当指出,孔子主张礼刑并用,宽猛相济,并不是把礼与刑放到同等的地位。在孔子的学说中,他一贯主张把礼放到第一位,把刑放到第二位,即以礼为主,以刑为辅。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在如何运用刑事惩罚手段上,孔子的具体主张,又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首先,孔子主张先礼后刑,先教后杀。他说:“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宪问》)他认为对人民采用礼义教化的方法,比单纯用刑法来制裁他们有很大的优越性。这样,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还会心悦诚服地遵守法律与秩序。 其次,孔子认为对人民不得已而进行惩罚时,则刑罚本身也必须有一个标准与限度,才能发挥刑法的应有效能与作用。他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中”字在这里是恰当、合适的意思。就是既无过,也无不及。孔子一向批评重刑主义,反对统治者对人民滥施酷刑。他认为刑罚过重,人民则惊慌不已。如果人心思动,社会不安,统治者又怎么能安于他的宝座呢? 第三,孔子认为对犯罪者实行刑法制裁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惩罚个别违法的人,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消灭犯罪、消灭刑罚。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同上书)他认为“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子路》)。虽然犯罪与刑罚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有阶级斗争的存在就不能消灭犯罪与刑罚。但孔子提出了消灭犯罪与刑罚的大胆设想,应当说是我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的精华。 综上所述,孔子法律思想的基本要点是以礼为主,礼刑并用。具体来说,就是先礼后刑,先教后杀。很显然,这种主张是西周初期以周公姬旦为代表的法律思想的系统化与理论化,虽然在那时对于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时期却是行不通的。它既不能挽救日益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灭亡命运,又无助于新兴的封建势力夺取政权的斗争。所以尽管孔子四出奔走,到处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