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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突厥史事杂考 历史上，土耳其语最初指的是一个独立的政权，而不是土耳其内战前的西汗国，而是与土耳其语内战中的西部叛乱集团混合在一起。与东突厥人的地理分离和管理是土耳其内战形势发展的最终结论。这是古土耳其历史上没有明确解释的重要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调查。 一、 从历史文物的记载看西突厥缘起于室点密 关于西突厥的历史开端和创业可汗,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其中影响较大者主要有三派意见,俄人巴尔托里德认为,西突厥自始就是“完全独立的”,则其创业可汗为室点密(1);法人沙畹认为:室点密虽为西突厥的始祖,然“北突厥与西突厥之分离,至室点密之子达头可汗始见确定”,其“政治之分立得谓完成于582年也。”(2)近年来王 正本清源,以上诸说在史料上虽各有所本,却各执一偏,有失于有关史料的年代顺序与记述主旨。 在我国隋以前的史书中,记载突厥事迹皆在一传,这表明突厥汗国本为统一的政治实体,初无东,西突厥之分,至《隋书》始两传分立,该书卷84西突厥传记称: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也。与沙钵略有隙,因分为二。” 杜佑《通典》所记与此相同,而特意有所补充: “至大逻便、沙钵略分为二国,大逻便之后为西突厥焉。” 然至唐代史则记述内容大异,依刘昫《旧唐书》卷184的记述: “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 后突厥汗国时代的儒尼碑铭追溯其先世亦提到: “人类子孙之上,有吾辈之祖先布民可汗(按即土门可汗)及Ista mi可汗(按即室点密可汗)。”(7) “西突厥,其先讷都陆之孙吐务,一号大叶护。长子曰土门伊利可汗,次子曰室点密可汗,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达头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而有之。” 排比以上史料,可以清楚地发现: 一、这些史料分别形成于不同时代,先后顺序相衔,其中以《隋书》的记载为最早,《旧唐书》与儒尼碑文次之,《新唐书》最晚,因此要求我们历史地看待这些史料。 二、不同史料记述内容的差异是时代变迁的历史反映,而各有所本,不可存一废一,这就要求我们全面地看待这些史料。 三、其记述主旨皆在阐明西突厥汗统渊源。隋唐之际中原易姓,西突厥亦发生了由阿波系至室点密系的汗统变迁,这是至为自然的。我国史家行文,素有追溯祖考惯例,故周之创业主本乃武王,而溯始于文王,曹操实为汉臣,而尊之为魏祖,据此推断,传文中所叙室点密、达头、阿波等皆非确指西突厥的创业可汗。这就要求我们准确地理解这些史料。 但是,以上诸说恰恰是未能历史地、准确地理解原始史料,颠倒了史料的时间顺序、仅仅着眼于差异,而各执一偏,陷入形而上学的静止、片面观点;同时由于误解了这些史料记述的主旨,误把传文中关于汗统渊源的记述错解为西突厥汗国的具体创建者,实则此乃各种原始史料所漏记。 必须指出的是:巴尔托里德根本否认突厥汗国作为统一政治实体的存在,这是同其它史料的共同记载全然牴牾的,因此,西突厥创始于室点密说已在我国学术界影响不大。但是,沙畹说和王 二、 两个层面所见不同 突厥汗国本为统一的政治实体,但却是分部而存在的。大小可汗采邑分封制度即为其政治基石。这一制度的初世形态是否四汗分国?是否存在西面可汗,西方可汗之别,首须辨明。 大小可汗制度创始于木杆可汗时代。突厥乃以阿史那氏为核心形成起来的古代部族共同体,阿史那氏先世君长本称为 但是,关于此四部的具体组成,诸小汗的封地、封号、东、西史料都缺乏明确记载,需要作一些推测,弥南书中仅留Dizaboul一汗之名,余皆阙如。我国史书中虽三汗皆名号凿凿、封地方位明确,却也有一汗漏记,日本学者护雅夫发明了一种最省力的办法,将东、西史料生硬地拼合起来。由于Dizaboul即突厥碑文中之Istami,亦即我国史书中之室点密,久成学术定论,而室点密为西面可汗,步离则为西方可汗,似为两人,再益以木杆、地头恰足四可汗之数。于是断言西面可汗、西方可汗有别。他说:“具体到突厥而言,(面)字和(方)字在使用上是有区别的。”又说:“限于管见,把作为突厥居地的土耳其斯坦称作(西方)的例子决找不到,易言之,当时的史料只把它称为西面。”(11)因而明确提出突厥四部的具体组成乃中面大可汗部,东方可汗部,西方可汗部和西面可汗部。此说为王 (一)“西面”,“西方”二词的函义原本无别。 (1)以汉语考之,“西面”、“西方”完全是同义词,其例不胜枚举,如《资治通鉴·陈纪》太建四年(572)记步离可汗“居西面”,而这段文字在《隋书·突厥传》中却作“居西方”;又如《周书》卷33杨荐传记可汗“居东面”,《通鉴》563年及该年胡三省注皆记此汗“领东方”,而《隋书·突厥传》记此汗之下任尔伏可汗又作“统其东面”;可见“方”、“面”二字互易,语义不变,护雅夫所云“西方”不可指西突厥领地之说也站不住脚。《隋书》卷28记炀帝置四方馆以待四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