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举冤狱之制的形成与形成.docxVIP

西汉举冤狱之制的形成与形成 一、 西汉时期统治者循行“举冤狱”之制的源起及形成 西汉皇帝派使者进攻关昌县。时年三月,文帝下诏派遣谒者循行郡国劳赐三老、孝弟、力田、廉吏。随后,武帝元狩元年( 公元前122年) 四月丁卯下诏“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曰: ‘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 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 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 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职,使者以闻。县 乡即赐,毋赘聚。’” 武帝及昭帝时期遣使循行,使者的任务虽然主要不在于“问冤失职”,但其中均包括了此项内容。因此,使者循行“问冤失职”始于武帝、昭帝时期。而何谓“冤失职”,是理解及认识西汉时代使者循行“举冤狱”之制的源起及形成的重要问题。对于“冤失职”的涵义,史籍中惟可见师古的注释: “冤,屈也。失职,失其常业也。” 武帝时期,使者循行天下“问冤失职”是西汉时期使者循行郡国“举冤狱”之制的萌芽时期。而由皇帝派遣使者循行郡国专门“举冤狱”之制形成于汉宣帝时期。宣帝五凤四年( 公元前54年) ,“夏四月辛丑,日有蚀之。诏曰: ‘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以前使使者问民所疾苦,复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 宣帝之后成帝时期也多次于春天下诏派遣行冤使者循行郡国“举冤狱”。例如,鸿嘉元年( 公元前20年) 春二月,下诏: “朕承天地,获保宗庙,明有所蔽,德不能绥,刑罚不中,众冤失职,趋阙告诉者不绝。是以阴阳错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闵焉。书不云乎? ‘即我御事,罔克耆寿,咎在厥躬。’方春生长时,临遣諫大夫理等举三辅、三河、弘农冤狱。” 二、 西汉时期至西汉后期严刑法重酷吏 西汉时期由皇帝派遣行冤狱使者循行郡国“举冤狱”之制的萌芽与形成既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也有着复杂的政治法制根源。汉代儒家德礼政刑学说、天人相与学说、灾异谴告学说及司法时令说对政治法制的影响是这一机制形成的思想根源。而西汉中后期对地方司法状况的改善则是这一机制形成的法制根源。 汉初崇尚黄老思想的同时,先秦诸子学说得以复兴。汉代新儒家韬光养晦,兼收并蓄,充分整合先秦儒家的德礼政刑学说与诸子学说,特别是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天人相与学说,进而形成一整套新的政治法制思想。汉代大儒董仲舒治春秋公羊学,以“天人相与”思想为哲学基础。“董子天人关系理论实为天君关系之理论,其要旨之一为法天,……政制象天,则政事亦势必与阴阳五行相应。……天不仅于君位之予夺制裁人主,即在日常亦时时鉴临,因其失以妖祥。” 武帝时期两次派遣使者循行郡国,均一定程度受到了汉代新儒家思想的影响。武帝元狩元年( 公元前122年) 下诏派遣使者循行郡国的直接原因是是年十一月发生了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事件,由此“诛,党与死者数万人”。接下来“十二月,大雨雪,民冻死”。 宣帝时代由皇帝派遣行冤狱使者循行郡国“举冤狱”则更直接地反映出汉代儒家的天人相与学说以及由此产生的灾异谴告学说、司法时令说对统治者法制思想及法制举措的影响。宣帝五凤四年( 公元前54年) 派遣由丞相、御史二十四人组成的行冤狱使者循行郡国“举冤狱”,其直接原因是发生了日食。“夏四月辛丑晦,日有蚀之,诏曰: ‘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 西汉时期由皇帝派遣行冤狱使者循行郡国“举冤狱”之制的形成除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之外,还有着复杂的政治法制根源,其与汉代中兴时期对长期以来存在的司法痼疾的反思及改善的试图有着密切关系。汉代司法中长期存在的司法痼疾是吏治深刻、司法不公。正如廷史路温舒在给宣帝的上疏中指出的: “秦政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 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 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 狱之吏。此 所谓一尚 存者也。” 然武帝执政时期,虽然于意识形态方面开始儒家化,但是政治法制实践中却开始严刑法重酷吏,从而使得政治法制具有浓厚的法家色彩。《汉书·刑法志》载: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 议,所欲陷则 予死比,议者咸冤 伤之。” 宣帝时期是西汉的中兴时期。此间朝野上下对武帝以来严刑法重酷吏的吏治与法制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及批判。廷史路温舒上疏就痛陈“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 宣帝时期的法制改革及派遣行冤狱使者循行郡国“举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