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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业军事杂考 唐代揭都、唐朝文字记载和皇室官员的编制包括“军事使者”、两个唐代官职（100）和总典。如《旧唐书·职官志》（以下简称《旧志》）载唐代节度使之军事人员构成，云： 节度使：（自注：天宝中，缘边御戎之地，置八节度使。受命之日，赐之旌节，谓之节度使，得以专制军事。行则建节符，树六纛。外任之重，无比焉。至德已后，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节度使之号。）节度使一人，副使一人，行军司马一人，判官二人，掌书记一人，参谋（自注：无员数也），随军四人（自注：皆天宝后置。检讨未见品秩。） 据诸《旧志》，“随军”作为节度使幕府军事人员，始置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但对“随军”之品秩及其具体职掌并无记述。 学界较早关注“随军”之职，并对其加以申论者，为严耕望先生。严氏先后在《唐代府州僚佐考》《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两篇文章中，对“随军”均曾有所考论。在前一文中，他将“随军”置于州府军院系统“文职僚佐”之列，并与“随身”并驾联辔，加以申述 据严耕望所论，唐代“随军”并无定职，系“临时遣使勾当职事”，则“随军”性质与唐代职官制度中所出现的“使职差遣”，不无类似之处，但可以肯定，“随军”并非某种使职差遣。因为“随军”品级、地位之低下，根本无法与“使职差遣”相比。此后，尽管有些学者在相关论著中，也每每言及“随军”之职，却并无更深一步的研讨，因此，对于唐代“随军”之认识，基本还是停留在严氏所论的层面。以鄙之寡见，关于唐代“随军”之职，尽管有些问题（如“随军”之品秩）确已无从考知，但诸如“随军”之性质、职掌、出现时间、衍变，及其与“随身”“随使”诸职的关系等，仍有可资探讨的空间。 一、 美国还未明确区分军职与“部队”之关系 从通用汉语词汇的层面看，“随军”一词出现甚早，不烦多言。本文所论之“随军”，自非此常见词汇，乃是唐代军事职务之一。据前揭《旧志》，“随军”作为唐代一种军职名称，最早应该出现于唐玄宗天宝（742—756）年间以后，且品秩已不可考，至于“随军”创设之原因，揣《旧志》之意，系因应节度使制度的需要而置。“随军”作为唐代军职名称，究竟创设于何时？《旧志》所载“天宝以后”是否可以信据？ 按，关于唐代“随军”出现的时间，前揭严耕望氏征引《旧唐书·解琬传》，并据以分析，云：“是此名之起甚早，与要籍为同类官。中叶以后成为官名。” 景云二年，复为朔方军大总管。琬分遣随军要籍官河阳丞张冠宗、肥乡令韦景骏、普安令于处忠等校料三城兵募，于是减十万人，奏罢之。 景云二年（711），解琬复任朔方军大总管，分派“随军要籍官”张冠宗、韦景骏、于处忠三人，检校三城兵募。严耕望氏认为，此即“随军”作为官名之最早时间。 我认为严氏对此史料所作解读，容有存疑。盖因此处所说张、韦、于三人职衔，除各自本官（河阳丞、肥乡令、普安令）外，所带军职为“随军要籍官”。然而，三人所带军职，究为“随军”，抑或是“要籍”？窃意此处“随军”解作“要籍官”之前缀修饰性词汇，更为恰当，而非与“要籍”并列之另一军职名称。 其年，朔方总管张仁愿奏用监察御史张敬忠、何鸾、长安县尉寇泚、豦阝县尉王易从、始平县主簿刘体微分判军事，义乌县尉赵良贞为随军，后皆至大官。 查《唐会要》，“其年”为唐睿宗景云二年，因此“随军”作为军职名称，即始于景云二年义乌县尉赵良贞出任朔方道大总管府之“随军”。此赵良贞所任“随军”，内涵与前揭《旧志》所载“随军四人”同。由此可以确定，“随军”作为藩镇幕职，其出现时间为唐睿宗景云二年，而非《旧志》所云唐玄宗天宝（742—755）年间。 不过，另有史料显示，景云二年朔方大总管府“随军”赵良贞，亦非最早一例，更有早于赵良贞者。张说曾撰《赠太尉裴公（行俭）神道碑》，其中有一段文字追述裴行俭征西突厥之功，略云： 又平都支、遮匐，大获珍异，酋长将吏请遍观焉。有马瑙大盘，希代之宝也，随军王休烈捧盘跌倒，应时而碎，叩头流血，惶怖请死。 然而，无论是调露元年之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府“随军”王休烈，还是景云二年朔方总管府“随军”赵良贞，他们所任“随军”均系行军大总管府之“随军”，而非节度使府之“随军”。因此，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要说明总管府“随军”之性质，与《旧志》所载节度使府之“随军”是否相同。 按，唐代第一个节度使———河西节度使诞生的时间，为景云二年四月，与张仁愿用赵良贞为朔方总管府“随军”事，差不多同时。 如所周知，在唐代军事制度发展过程中，节度使制与总管制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幕府构成之不同，而在于军队统帅方式的差别。总管府制是行军制，行军（大）总管并无固定军队可资指挥，遇到战事，则统领临时征集之府兵，战事结束，则府兵各归原处，行军大总管也自动卸任；节度使制是驻军制，节度使统率的有固定军队，有相对稳定的防区，平时屯驻、训练，战时出征，皆由节度使指挥调动。因此，在行军总管制向节度使制转变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