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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性骚扰受害者的法律救济 没有援助，就没有权利。如果遭受职场性骚扰的劳动者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保护劳动者免受性骚扰将无法实现。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虽然禁止职场性骚扰，但对受害者可以获得的法律救济却没有明确的规定。这给法院审理相关案件带来困扰，也给性骚扰受害者主张权益造成障碍。美国是世界上最早禁止职场性骚扰的国家，有一套相对完善的反职场性骚扰法律机制。 一、 对于违法行为，适用法律救济 美国国会1964年颁布的民权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民权立法之一。法案第703条（a）款规定，雇主如果基于个人的性别因素，不录用或者解雇，或者在工作的权利、工作的条件以及工资待遇等方面进行差别对待，则雇主的行为具有违法性。 民权法案第七章第706条（g）款同时规定，如果相关案件中的被告存在违法行为，法院不仅可以命令被告即刻停止相关的非法行为，还可以责令被告采取其他法院认为必要的措施，比如，使受害者复职，向受害者支付欠付的工资等。 在具体的案件中究竟适用哪种救济方式，由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予以确定。联邦最高法院强调，法律救济应达成两个目的：其一，及时制止且有效地防止职场性骚扰的再度发生，从而最大限度降低性骚扰给工作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其二，为受害者提供“完整的救济”，使其“遭受侵害的权利恢复至犹如侵害没有发生”。 二、 美国为受害者提供缓解措施 （一） ．法院对受害者的救济 行为上的救济，是指法院以法庭命令的方式要求被告作为或者不作为某项行为，分为消极禁制令（negative injunction）和积极禁制令（affirmative injunction）两种。前者如命令雇主不得雇用性骚扰行为人，不得允许性骚扰行为人进入工作场所，不得在工作场所悬挂具有性内容且令人受到冒犯的图片等；后者如命令将性骚扰行为人和受害人进行隔离，恢复受害者职务，开展员工反性骚扰教育和培训，要求被告聘请独立的监察员持续监测被告落实防治职场性骚扰政策，等等。在实践中，美国法院通常会同时使用消极禁制令和积极禁制令，以达到较好的效果。例如，在Karen Kim案中，被告是一家食品杂货店，其员工主要由年龄较轻的女性组成。Manwaring是该食品杂货店的经理，被指控通过语言和肢体动作的方式对现职和离职的女性员工实施了性骚扰。法院审理后认定针对Manwaring的性骚扰指控成立，Manwaring的行为违法了民权法案的规定。除金钱赔偿外，法院还颁布了消极禁制令，要求被告在十年时间内，不得雇用性骚扰行为人Manwaring，或者允许他进入被告的食品杂货店。同时，法院也颁布了积极禁制令，要求被告必须聘请独立的监察员，对被告防治职场性骚扰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持续地监测。 在司法实践中，复职（reinstatement）是法院较为常用的行为上的救济措施。当性骚扰发生时，受害者可能因为拒绝了行为人的性要求而被解雇，或者因为无法忍受冒犯性的工作环境而主动或被动地辞去工作。因此，作为对受害者的完整救济，恢复其原先的工作或者职位是必要和恰当的。但在性骚扰案件中，如若判令复职，法院会首先细致考察原告被告之间的关系，以便确定复职是否可行。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情绪上的对立是必然的。原告被告之间的对立情绪假若程度较轻，法院判令复职是恰当的。然而，假使原被告双方在诉讼过程中产生了过度的对立情绪甚至是敌意，复职作为救济措施就不再恰当。这是因为，给受害者营造一个和谐良好的工作环境非常重要，应当避免可能的情绪冲突给受害者带来的二次伤害。当法院认为判令复职无法完整地救济原告时，法院会采取其他方式（如判令雇主支付预付工资等）来为受害者提供救济。 （二） ．支付欠付的工资 除了行为上的救济，受害者还可以获得金钱上的救济。依据案件的实际情形，法院可以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付的工资或者预付工资；如果性骚扰造成了原告非经济性的损失，法院则可以责令被告支付补偿性损害赔偿；在被告主观恶意较大时，法院还可以责令被告支付惩罚性损害赔偿。 1 ．案件的起算之日 欠付工资（back pay），是指受害者有权获得但未实际获得的工资或福利。如果受害者因为性骚扰而无法工作、中断工作或被迫辞职，受害者有权主张特定时间段内的欠付工资。 一般来说，工资和薪金是欠付工资的主要组成。 此外，原告还有权获得欠付工资到手之前的利息。从美国法院的实践来看，原告既可以获得判前利息（pre-judgment interest），即原告提出申诉至法院给出判决之间产生的利息，又可以获得判后利息（post-judgment interest），即在法院做出判决之后至被告实际履行支付义务之间产生的利息。 原告最终可以获得的欠付工资的总额通过以下方式得出。 (1）欠付工资的起算时间 欠付工资从加害人的性骚扰行为导致受害者实际的工资损失之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