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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刑徒的身份与服役 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对汉代的社会性质进行了热烈讨论。从目前情况看,绝大多数学者对两汉社会的认知基本趋于封建社会论。但社会性质争论的焦点——奴婢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对两汉奴婢政策的探讨还显得不够。近三十年来,这个问题的研究仍然成为学术界一个薄弱环节。不弄清这个问题,必将有碍于我们对封建社会奴隶制残余问题的认识,也有碍于我们对两汉社会性质的进一步探讨。本文想就上述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说文》里的“奴婢皆古之罪人”和《三国志·魏志·毛玠传》中的“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这二条史料,使以往学术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罪徒即奴婢。笔者不敢苟同于这一传统观点。诚然,两汉籍没罪人家属为奴婢的事例不少,大者如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其首事者妻子没入为官奴婢” 1.刑徒存在于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社会形态。他们必须服劳役,受管制。倘若把所有服刑役的罪徒都看成是奴婢,那就不好理解今天社会中的劳改犯了。 2.刑徒及其家属服役有定期,期满自然归家,而奴婢则终身服役,非赦免、自赎和机运等不得归良。 3.刑徒服役时庶人资格不被取消,而奴婢本身就无庶人户籍。 4.刑徒不能买卖,而奴婢则有一定身价,不仅可以买卖,而且可以当作礼物送人。 5.刑徒子女不受牵连或牵连很少,而奴婢子女的身份完全承继父母身份,是奴产子。 6.刑徒只配作苦力,受管押,而奴婢则不少嬉戏无事者,充当装饰品。 最明显的区别是奴婢基本上是无辜的人,当然。要严格区分他们也有一定困难,因为刑徒与官奴婢有不少交叉联系。比如“隶臣妾”,他们作为罪徒存在于秦汉社会毫无疑问,但他们是否属于奴婢却无定论。“其名与奴婢近,而实非奴婢” 二 西汉末官“诸官奴隶十万余人戏游亡事”再奏请旨 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人对两汉奴婢的数量进行过统计。武伯伦在《西汉奴隶考》(按把奴婢等同于奴隶是欠妥的)一文中认为西汉“奴隶数至少占总人口的二分之一以上” 首先统计官奴婢。西汉元帝时,御史大夫贡禹奏言“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 再看私奴婢。哀帝下诏臣下议定私奴婢限额,有司乃条奏“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 豪强富贾也占有大量奴婢。史书往往有“奴婢千群”、“千百数”等记载,但由于不知道豪强富贾占奴婢的确切数,更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豪强富贾,所以没法对他们进行统计。 由上述可知,西汉末官私奴婢最低数在三百八十五万以上,占总人数(59,594,978人)的十五分之一。这和雅典全盛时代“每个成年男性公民至少有十八个奴隶” 东汉奴婢总数是否低于西汉?回答是否定的。举儿个例子就清楚:马防兄弟“奴婢各千人已上” 三 管吏下的“掳对象” 两汉奴婢何以如此之多?这牵涉到他们的来源问题,而这一问题史界论述颇多,此节就不赘述,只略谈一下“臧获”、“赘婿”的问题。 “臧获”是变相的奴产子。杨雄《方言》载:“凡民男聓(婿)婢谓之臧,女而归奴谓之获”。《文选》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中有“臧获婢妾”语,李善注引韦昭说:“善人以婢为妻生子曰获,奴以善人为妻生子曰臧。”;因此,海、岱之间产生一种“骂奴曰臧,骂婢曰获” 赘婿是变相的买卖奴婢。碰到灾荒之年,民“家贫子壮则出赘” 四 两汉奴隶主要用于工业化生产 这么多的奴婢到底派些什么用途,请看他们的工作。 官奴婢不是养狗马就是任仆役。武帝时奴婢或养禽兽于苑林,或牧马于边塞,或仆役于诸官。中书省“侍使令者皆奴婢” 私奴婢最主要的工作是充当装饰品。那些为所欲为、豪奢淫侈的封建官僚地主,不仅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拥有对奴婢人身自由的肆无忌惮地凌辱、践踏的特权。市场上的僮奴衣锦履绣,室内奴婢“服文组彩媒,锦绣绮纨” 私奴婢另一工作是为主人耀武扬威、杀人劫货。栾布为奴,替主家报仇,得以举校尉;济东王彭离每当昏暮暗夜,即私与其奴“行剽,杀人取财物” 当然,也有人认为两汉奴婢主要用于工农业生产,他们的主要证据是: (1)武帝“徙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 (2)“耕当问奴,织当访婢” (3)“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 (4)“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 然而上述证据有极大的片面性。这是因为: (1)武帝确实以奴婢参与漕运,但只是暂时的,不能视之为两汉社会的普遍现象。武帝“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 (2)“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那是两汉以后的事,自从晋武帝占田令和魏孝文帝均田法实施后,奴婢同样授田,自然要耕稼纺织。 (3)他们忘记了东汉奴婢的装饰性和依附农民的普遍性这样一个事实,更忽视了这段记载的文字结构,即“连栋数百”与“奴婢千群”对举,“膏田满野”与“徒附万计”对举,所以得出奴婢与田有着必然联、系的结论。 (4)前面已阐述了奴婢与徒不能等同的观点,所以此处的“徒”不可武断地定为奴婢。更说,他们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