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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期汉族豪族的官僚化与国家权力的分配 在北魏孝文皇帝移民之前，北魏国家处于从部落联盟制度向专制皇权转变的官僚体制的过渡阶段。在长期游牧部落生活中形成的平等、分权、财产共有等观念，以及游牧经济占主导的国家经济结构，使鲜卑胡族部落酋豪与北魏皇权的斗争不断。与此同时，汉族豪族以被征服者和合作者的身份，被纳入北魏国家官僚体制的道路同样不平坦。本文要考察的是在北魏前期国家体制中，皇权、原部落联盟中鲜卑酋豪、汉族豪族三方的政治关系，以期认识北魏是如何对胡汉豪族势力进行支配和整合的。 一、 北魏前期国家的建立和皇权的确立 北魏国家是建立在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部落联盟体制之上，因此，北魏国家的官僚体制也必然要以部落联盟为基础加以构建。由于拓跋珪是靠着诸部大人的拥戴始得复国，部落酋长的实力极大，拓跋珪虽称魏王，但与其他部落酋长的高下尊卑之别并不十分明显，从登国元年（386年）至皇始二年（397年）部落大人就叛服无常。 此时北魏在经济上仍是以游牧和战争掠夺为主，在社会组织上刚刚脱离的部落组织成为编户的鲜卑部众，尚难以适应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专制集权的官僚体制，北魏太宗明元帝神瑞元年（414年）将名义上的中枢机构尚书省废除，也没有影响北魏国家体制的正常运行，可见采用以代人为主导、部族性、胡汉混杂、以胡制为主的国家体制，更为适合当时北魏国家的需要。北魏前期国家权力主要是由原部族大人执政， 对于北魏皇帝而言，原部落酋豪的毫无礼仪、文化的粗野面貌可以不管，不分贵贱的婚媾行为可以不究，肆无忌惮的贪污行为也可以放任，但是在部落联盟时代形成的没有礼法、贵贱和财产共有的观念意识，使得在已经官僚化的鲜卑部落大人的头脑中很难形成与皇帝之间尊卑贵贱的君臣关系，这就很容易因为权力的占有而爆发政治斗争。拓跋珪也对深知在皇权的确立和官僚化的过程中，权力被束缚变为臣子的部落大人集聚着相当的不满情绪，他非常担忧“虑群下疑惑，心谤腹非”，为此于天兴三年（400年）十二月乙未，下诏宣扬拓跋氏称帝是天命所为，其他人不要有非份之想。又于该月丙申下诏声明皇帝具有着权力和地位的最终决定权：“而今世俗，佥以台辅为荣贵，企慕而求之。夫此职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则重，舍之则轻。然而官无常名，而任有定分。是则所贵者至矣，何取于鼎司之虚称也？……一官可以效智，荜门可以垂范。苟以道德为实，贤于覆餗蔀家矣。故量己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利之与名，毁誉之疵竞；道之与德，神识之家宝。是故，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 二、 北魏皇室对鲜卑的依赖 北魏国家胡族国家性质，使得以拓跋鲜卑为主的代北酋豪牢牢的掌握着国家权力，“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 至太武帝时北魏统一北方的战争基本结束，开始“偃武修文”，大规模地将有着文化优势的汉族豪族征召至官僚体系中，据《魏书》卷4上《世祖纪》神?四年（431）诏曰：“‘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颍、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隽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如玄之比，隐迹衡门，不耀名誉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遂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又据《魏书》卷48《高允传》载：“咸称范阳卢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箸问州邦，有羽仪之用。亲发明诏，以徵玄等。乃旷官以待之，悬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余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称记。”可见，太武帝此次征召汉族豪族分为两类，一类是“亲发明诏”北魏朝廷高度关注的家世如卢玄之类的北方代表性豪族，另一类是“不耀名誉”影响局于州郡的汉族土豪。而据太武帝于延和元年（432年）下诏曰：“诸召人皆当以礼申谕，任其进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扬失旨，岂复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 而太武帝“无情”打压鲜卑酋豪无疑会使崔浩产生只要依附于皇权，皇权就会支持其士族政治理想的错觉，加之崔浩为太武帝灭赫连、平沮渠、降冯燕、宾李凉，以及数次北击柔然立下大功，太武帝对其的依赖一度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太武帝诛杀崔浩及北方士族，使得鲜卑酋豪失去了制衡，导致了太武帝末年的政治混乱，这使得北魏政局又回到了皇室与宗室、外戚、宦官、代北酋豪相互争斗的局面。文成帝与献文帝两朝的用人政策，转而以尚念劳资历为主，据《魏书》卷5《高宗纪》载：“冬十月丙辰，诏曰：“朕承洪绪，统御万国，垂拱南面，委政群司，欲缉熙治道，以致宁一。夫三代之隆，莫不崇尚年齿。今选举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处后，晚进居先。岂所谓彝伦攸叙者也？诸曹选补，宜各先尽劳旧才能。”而这对不善文治的鲜卑酋豪是很有力的，据统计在文成帝时担任地方州刺史、镇将的人数共42人，而为鲜卑等北族人士29人，占近70%。 综上所述，北魏作为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胡族在北部中国建立的胡族政权，为了保证自身统治者的政治地位，无论是在国家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