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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中国的打工娘 潘毅博士的《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工人》一书通过了对深圳经济特区一家电子厂年轻工人生活的民族志，揭示了全球化对中国工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作者全面分析了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因、在工厂和城市遭遇的歧视、对剥削的有限的公开抵制和女工的身体痛楚 (pain) ;深入考察了打工妹的身份认同 (identity) 在现行体制、全球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三重压迫下的形成过程和打工妹的身体呈现。鉴于该书对底层 (subaltern) 劳工研究具有的开创性意义, 我将从底层研究的角度来进行回顾和评论, 讨论其理论定位和不足。 一、 “自由”的缺失 作者将工厂视为一个针对打工妹的社会暴力 (social violence) 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 打工妹受到三重压迫, 首先是全球资本主义, 其次是现行体制, 最后是家庭的父权制。作为一项力图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研究, 作者将她的讨论置于一个非常宽广的理论体系中。作者采用马克思和福柯的理论考察了现行体制和工厂对劳工的控制及其剥削手段;采用福柯和克莱曼的理论以及德勒兹和瓜塔里关于“抗争的次文学” (minor literature of resistance) 的思想, 分析了打工妹可能的抗争方式, 并将它概念化为“抗争的次文体” (minor genre of resistance) 。 在导论中, 作者首先讲述了晓明 (Xiaoming) 的故事。1993年11月19日, 深圳市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发生了一场大火。在这场大火中有87人死亡 (其中女工85人) , 另外20人重伤, 25人轻伤。1晓明就是在这场大火中经历了与所有同乡姐妹们的生离死别而幸存下来的打工妹。相关的调查数据表明,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农民工的基本劳动权益经常受到肆意侵犯, 工伤事故的发生更是司空见惯。2根据我的调查经验, 这些从农村外出打工的女工是知晓这种工伤风险的, 很多人在工作过程中通过头痛、背痛和眼睛疲劳等身体痛楚的方式真切体会到了劳动环境的恶劣和工伤风险的存在;她们也对在城市中可能遭遇到对其农村出身的歧视有所认识。但问题在于, 如此的高风险和可能遭遇的歧视并不能阻挡外出打工的梦想和渴望, 正如作者所说, 晓明所经历的这场大火能使厂房崩塌却无法将年轻打工妹们的梦想燃成灰烬。这是为什么呢? 作者在第二章分析了外出打工的动因。作者指出, 从农村地区涌向城市的“民工潮”远远不是将其归因于贫困或者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等观点所能解释的。贫困作为具体的社会欠缺形态, 是由国家权力与资本权力共同创造和组织出来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 是户籍制度持续实施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 这种既有的城乡差距被国家和市场共同建构出一种消费性话语, 从而不断激起一种力图消除这种差异的社会性欲望。换言之, 农村的贫困和巨大的城乡差异, 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存在, 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建构 (social construction) 。对像晓明一样的打工妹来说, 她们并不幼稚或是被骗进工厂工作, 也不是被家庭强迫外出打工的。打工妹们在知道工厂生活的现状以及可能遭遇剥削、歧视和危险的同时, 仍然选择进入工厂工作, 其原因在于她们具有摆脱贫困落后的农村进入现代化的城市从而成为现代人的强烈欲望, 她们在成为工业生产者的同时, 也成为了现代商品的消费者。此外, 外出也意味着摆脱家庭的掌控, 过上一种“自己挣钱自己花”的自主生活。简言之, 外出打工既是一个进入现代化的过程, 也是一个获得个人自主的过程。 尽管作者强调外出打工是一种自由选择, 但该书的主要旨趣在于分析打工妹遭遇的剥削和她们可能的抗争方式。在第一章中, 作者着重探讨了权力如何与资本结合从而阻止劳工的抗争。一方面, 国家放松了对户籍制度的限制, 使得资本可以获得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 户籍制度仍然禁止农民工在城市永久居住, 他们无法成为城市常住人口, 无法拥有城市人应有的公民权利。农民工的暂住人口特征决定了他们的高流动性, 因此很难组织成有效的集体抗争。这样资本就获得了驯服的、临时性的劳工。简言之,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农村剩余劳动力, 但同时现行的制度安排限制了工人阶级化过程的出现, 导致他们无法在城市中扎根并形成工人阶级的生活小区, 从而共享工人阶级的经验 (任焰、潘毅, 2006:31) 。 现行体制对农民工抗争的限制不但体现在制度层面, 同时也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作者进一步分析“阶级的失语症” (discursive dyslexia of class) 。尽管中国工人阶级的权益状况十分恶劣, 但与此同时, “阶级”这个词汇却已经被掏空得只剩下一个躯壳。 阶级的话语不仅被国家现代性的霸权话语所取代, 同时也遭到了普通民众, 有时 (甚至) 是工人阶级自身的普遍憎恶。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