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新解.docxVIP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新解 大约100年前，中国现代形式的“文学史”就出现了。经过一个世纪的操演锻炼,至今“文学史”书写已变成一项极为陈熟的作业方式,在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之间的畛域走进走出。然而,今天我们再回顾一百年前“中国文学史”的起动机缘,就会发现无论是当时的撰述还是日后的批评,都存在种种错觉和误会。以下我们就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作一考析,试图澄清过去一些误解。 林传甲与“学术”的“时好” “中国文学史”的撰述由外国学者草创,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至于中国人撰写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究竟是谁人所写、什么时候面世的,早期大家都以为是林传甲(1877～1921)为京师大学堂优等师范学生所编,完成于1904年的《中国文学史》。近年有不少学者又有新的看法,或则以为是黄人为东吴大学教习时编写的百万言巨著,或则以为是窦警凡出版于1906年的《历朝文学史》。1还有学者指出,学界常提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为开山之作,是因为当时风气的好尚,这种“时好”的来源就是“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观”2。 其实,这些推断与事实之间有很大出入。我们在此可以稍作分解。首先我们要知道,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虽说脱稿甚早,有指出是1897年写成,1906年铅印刊行,但出版后似乎流通不广。黄人之撰写文学史,始于1904年,初稿大概完成于1907年,国学扶轮社印行本则不早于1911年。由于这部《中国文学史》是一百七十余万字、凡三十册的大部头著作,其流通的范围亦很受局限。 至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最初是作为“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而撰写的。当时京师大学堂的“分科大学”尚未成立,只有“预备科”,附设“仕学馆”和“师范馆”,后来“师范馆”改成“优级师范科”。林传甲由同乡严复推荐为大学堂教习,于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就任,在“优级师范科”负责国文教学;并按规定编写讲义,同年十二月完成。这份“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在大学堂内流通的版式暂时未能考知,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记载,应有1904年和1906年的印本,可能已经流传到大学堂之外。及至1910年,《广益丛报》开始连载这份讲义,到1911年刊完。1910年武林谋新室刊行“校正再版”的《中国文学史》,到1914年已印六版。同年又有广州存珍阁版,封面标题作《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3又据郑振铎1922年9月在《文学旬刊》发表的《我的一个要求》文中所记,林传甲之作还有“奎垣学校发行”的版本。估计当时全国各地争刊此书的书店不少。 由此观之,挟着“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之名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应比黄人或者窦警凡的“文学史”广为人知,因此很容易被视为国人所撰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然而大家对林著的重视,并不是因为这本《中国文学史》合乎当时学界崇尚日本文学史观的“时好”。事实上,在新文学运动以后大部分论者都猛力批评林传甲此著,例如郑振铎在《我的一个要求》中对林传甲之作的评价是:“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人说,他都是抄《四库提要》上的话,其实,他是最奇怪——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他也不曾懂得呢!”4其它论评也大抵相类。因此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与“时好”的关系,似是“对立”多于“相生”。至于林著与“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观”的关系,也不十分密切。这一点下文会有补充解释。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前人举出林著而不提黄、窦之作,原因是所见未及,而不是经比较后的取舍。 林传甲的“学术要义”和“中国文学门” 林传甲上任的那年,即光绪三十年,京师大学堂有一份《详细规则》颁布,规定教习要在上课前一星期(至迟五日前)将讲义送教务提调察核;每学期毕(至迟十日)又要将学期内所授功课作一授业报告书,送教务提调察核。五月,林传甲入京师大学堂任“优级师范科”国文教习,马上要赶编讲义,同年十二月学期完结之前共写成十六篇,并以这份讲义为学期“授业报告书”的名义呈交教务提调。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文学史》。由于这部“最早”的文学史本是为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教学之用,我们翻查对照1904年颁布的《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就会发现其篇目全抄自《章程》中的“研究文学要义”各款。因此,我们很容易会判断林传甲是紧紧跟着“教学大纲”来编“教科书”的,而《中国文学史》就是早期“中国文学史”课的一本标准教科书。其实这个看法并不准确。 原来《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研究文学要义”共有四十一款,本是“文学科大学”“中国文学门”(相当于现今学制的文学院中的中文系)其中一门课——“文学研究法”的教学纲领。然而,林传甲的“讲义”却不是为这门课而撰写的。林传甲上任时,“分科大学”——包括“文学科大学”——尚未成立。林传甲就任的是依《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而附设于大学堂的“优级师范科”。 按照《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此科的课程共有三阶段:开始是“公共科”,学生在未“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