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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人中国意识的觉醒考论 在讨论辽朝的野蛮观和东正教观时，学术界讨论了辽朝的“中国”问题，但尚未讨论辽朝的“中国”问题。不仅有深入讨论辽人自称“中国”的问题，也有其自身的不足。比如, 刘浦江认为, “辽朝人中国意识的觉醒, 大致是兴宗以后的事情”, 他将辽人自称“北朝”说成在辽兴宗重熙年间以后, 又将《辽史》记载的契丹自称“炎黄子孙”说成是汉人李俨于辽朝末年纂修《皇朝实录》时附会《魏书·序记》所虚构出来的等等, 与史实颇有出入。看来, 关于辽人自称“中国”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因作此文, 对辽人自称“中国”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不正确之处,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 辽人与契丹均有称谓“中国”的含义,这也与辽人区别 “炎黄子孙”自称“中国”的观念, 开始以“中国”自居 辽太祖太宗时期, 契丹人以“中国”自居,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辽太祖以“中国”自诩, 辽太宗“兼制中国”。 辽太祖明确自称“中国”的史料不多, 但从有关记载中也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如《辽史·耶律倍传》记载, 辽太祖曾“问侍臣曰:‘受命之君, 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 朕欲祀之, 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 (耶律) 倍曰:‘孔子大圣, 万世所尊, 宜先。’太祖大悦, 即建孔子庙, 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这则史料, 固然表达了辽太祖对“中国”的无比仰慕, 但也说明他开始以“中国”自诩了。因为我们既可以将这条史料理解为辽朝统治者积极主张学习“中国”文化, 也可以理解为佛非中国教, 中国人不能尊崇佛教, 孔子是中国的大圣人, 中国人应该尊崇孔子所创立的儒教。唐代道士赵归真“每对, 排毁释氏, 言非中国之教”, 韦氏子称“自幼宗儒, 非儒不言, 故以释氏为胡法, 非中国宜兴”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讲述“佛非中国教”, 后一种解释与上述赵归真、韦氏子之言, 简直如出一辙。如果按此理解, 此语应该是辽太祖站在中国立场上以“中国”人自诩的一种表现。如是, 完全可以说明辽太祖在建立政权之初就产生了以“中国”自居的思想倾向。 众所周知, 历史上“中国”的含义很多, 其中之一是用来指称中原地区, 主要的是一个地理概念。至于中原所包括的范围, 并没有人认真界定, 但一般认为, 幽云地区多在中原政权管辖范围之内, 属于中原, 属于“中国”。史书记载, 契丹“陷中国平、营二州。石晋有国, 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赂之。……后契丹尽有奚、达靼、室韦、渤海扶余及中国十八州之地”, “契丹遂入中国”。可见, 契丹占有幽州等“十八州”之地, 向来被看成是“中国”。辽人虽然没有全部占有“中国” (中原) 地区, 只是部分占有“中国”地区, 但也算进入“中国”地区。元人所撰《辽史》说, “太祖帝北方, 太宗制中国”, “太宗兼制中国”等, 就是这个意思。宋人富弼曾说, 辽人“得中国土地, 役中国人力, 称中国位号, 仿中国官属, 任中国贤才, 读中国书籍, 用中国车服, 行中国法令”, “皆与中国等”, 如此, 辽人自称“中国”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第二, 辽太祖定国号为“契丹”, 辽太宗改国号为“辽”, 均有自称“中央”之国 (中国) 的意思。 辽太祖建国时定国号为“契丹”。辽太宗天显十三年 (938) , 从后晋石敬瑭手中获得幽云十六州等地以后, “乃以幽州为燕京, 改天显十一年 (应为天显十三年) 为会同元年, 更其国号大辽”。会同十年 (947) , 辽太宗灭亡后晋, “改晋国为大辽国, 开运四年为会同十年”, 旋又改元大同。刘浦江认为契丹以辽为国号是“汉地的国号”, 且认为, 辽改年号为会同“意味着‘蕃汉一家’”, 后来改元大同, 则是“语出《礼记·礼运》, 是‘天下为公, 四海一家’的意思, 与‘会同’的寓意一脉相承”。辽太宗改用“中国”国号和年号, 穿上“中国”皇帝的服装, 任用“中国”官员, 袭用“中国”礼仪, 且主张“蕃汉一家”、“四海一家”, 自然是以“中国”自居了。 刘浦江认为, 辽太宗改国号为“辽”是“只用于燕云汉地”的国号, “在长城以北的契丹本土仍继续采用‘大契丹’为国号”。意谓辽太宗改国号为“辽”是进入燕云汉地学习汉文化的结果, 而采用“契丹”国号则是没有学习汉文化仍然保留契丹游牧国家的称谓。如是, 则无法解释汉化程度比辽太宗深得多的辽圣宗于统和元年 (983) 将“大辽”国号改为“大契丹”的问题, 毫无疑问, 如果将辽圣宗改国号为“大契丹”释为试图恢复游牧国家恐怕是大错而特错了。实际上, 不仅辽太宗改国号为“辽”是袭用汉地 (中国) 国号, 辽太祖定国号为“契丹”也有自称“中央” (中国) 之国的意思。 近年来, 学者对契丹文字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即实先生认为1930年出土的《辽道宗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