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发展中大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动因一个理论模型及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docxVIP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发展中大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动因一个理论模型及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业转型和经济增长的最常见现象之一。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必然结果和趋势。特别是发展中大国, 成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稳定, 而不当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会制约经济发展, 还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2004年以来, 连续多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 而作为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无疑具有极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其中,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具有代表性。Lewis-Ranis-Fei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分为城市工业和农村农业两个部门, 且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农村农业部门, 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直至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相等 (Lewis, 1954;Ranis and Fei, 1961;Ranis and Fei, 1964) 。而Todaro模型则考虑了城市失业问题, 认为城乡期望收入差距而非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是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 并分析了多种劳动力市场政策对于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经济效果 (Todaro, 1969;Harris and Todaro;1970) 。Kelley and Williamson (1984) 利用40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建立了一个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并用以评价各种因素对于第三世界城市增长的影响。Becker, Mills and Williamson (1992) 则利用印度1960年之后的经验数据建立了一个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分析了印度城市化趋势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然而, 这两个一般均衡模型的起始点仍然是外生给定的城乡生产率差距。可见, 上述二元经济模型都不能推导出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农村农业部门, 农村劳动力转移只是外生力量作用的结果 (Henderson, 2005) 。 Krugman (1991) 的“中心—外围”模型阐明了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决定制造业和工人向城市集聚的作用机制, 较好地解决了传统二元经济模型的上述不足。但是, Krugman模型假定农民不可跨区域流动, 且不能转变为工人, 这接近于发达国家的现实却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 因而也就无法直接应用于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朱希伟 (2004) 认识到:对于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而言, Krugman模型关于区域之间产品运输存在成本、而劳动力迁移不存在成本等假设不合理。其一, 由于户籍制度及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各种福利政策的存在, 劳动力迁移成本要远高于产品运输成本;其二, 劳动力迁移主要是从农村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跨部门迁移。他通过引入部门间劳动力迁移成本和地区间技术差异, 建立了一个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 并得出了新兴制造业可以在外围地区形成, 从而缩小地区间差距的结论。何雄浪、李国平 (2007) 扩展了贸易成本的范围, 认为贸易成本不仅包括产品运输成本, 而且包括要素流动成本, 并通过引入前后向产业联系发展了可解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然而, 包括上述模型在内的大多数新经济地理模型都假定农业总产出与农业劳动力投入成正比, 且农村中不存在失业。事实上, 在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中国尤为如此。可见, 上述新经济地理模型关于农业部门的假设显然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不符。同时, 它们也未考虑城市失业问题, 且其结论不具有发展经济学家所感兴趣的政策含义。 在国内, 高国力 (1995) 把托达罗 (Todaro) 城乡期望收入差距具体化为区域经济收入差距, 认为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朱农 (2002) 基于湖北省问卷调查数据, 使用Probit模型证实了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劳动力迁移的正向作用。王格玮 (2004) 利用中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的经验分析表明, 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对劳动力迁移有显著影响。程名望等 (2006) 运用动态宏观经济学递归方法和推拉理论建立的模型的推演表明, 城镇拉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 并用经验数据验证了该结论。程名望、史清华 (2007) 基于岭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总体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而城市服务业则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去向。而刘志忠等 (2007) 运用1996~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 民营非农部门的出口贸易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此外, 蔡昉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