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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演变 一 选官主要通过数科进行选拔 东坡说。“三代以上的学者、战国时期的客人、汉代以后的县、魏晋以来的九级中正和隋唐以来的科举。”这段话,实际上划出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几个发展阶段。 “三代以上出于学”,主要指商周,特别是西周。三代实行的是宗族组织与贵族政治相结合的宗法分封制。由分封而形成的王、诸侯、卿大夫、士的阶梯序列,与宗法血缘关系下的各大家族的地位互为表里,即族权与政权相结合,所以森严的等级制与宗法血缘的世袭制是相辅相成的。分封、授土、授民都是世袭的,采邑与官职互为表里,前者就是“世禄”,后者就是“世卿”或称“世官”,即所谓“仕者世禄”。因此,“官”无所谓“选”,也无所谓“举”,更无所谓“考”,都是世袭。《师虎簋》、《吻鼎》、《师酉簋》等铭文均载有子孙世袭先辈官职的册命。不过,贵族子弟在继承父辈封地和职位以前要在官办的学校受教育。那时的学校分小学与大学两类。乡里的是小学,“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诸侯国和王畿内的学校都是大学,大学又分“辟雍”与“泮宫”,“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即王畿内的大学称“辟雍”,诸侯国内的叫“泮宫”。 春秋末社会大变动,孔子首创私学,打破了“官学”的一统局面,社会上逐渐形成了“士”这个知识分子阶层。“士”称“家臣”或“门客”。至战国已是“大争之世”,各诸侯国激烈争斗,都想“辟土地,莅中国而抚四夷”。对人才非常重视,各诸侯国大多采用了“军功授爵”和“以客出仕”两种选官办法。军功授爵即按作战功劳大小授给爵位、官职,它体现了“爵禄生于功”的官僚政治的特点,是对过去那种“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世袭政治的否定。商鞅在秦国变法首先推行这种办法,它对驱民重战、提高军队战斗力起了很大的作用。 “以客出仕”是战国最风行的仕进途径。“客”,据史家解释,就是“宾客”。战国以客出仕的史实中,仍以秦国最为典型。秦孝公求贤图强,“宾客”被置于首位,商鞅闻讯而入,领导了变法运动。商鞅相秦的经过,便是秦以客出仕的一个缩影。之后自秦惠王十年(前338年)由张仪任相至秦王赢政时期,形成秦国以客出仕的高潮。粗略计,在此期间先后共有22人担任秦相,其中八成以上的人都具有客的身份。所以罗大经说“秦国以客兴”,所言极是。另外,申不害辅佐韩昭侯“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淳于髡建议齐威王赏即墨大夫,烹阿大夫,“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邹忌又助齐威王“谨修法律而督奸吏”,使齐国一度振兴;乐毅、邹衍、居辛等人,辅佐燕昭王“与百姓同其苦”等等,都是宾客出仕、出谋献策、富国强兵的适例。 汉朝幅员辽阔,国祚长久,自然需要大批官吏。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统计,汉朝“吏员自佐吏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这么众多的官员显然需要相对稳定的选官制度培养与选拔。考汉代选官,主要通过吏道与文学两条途径。其办法是:一,“察举”,即各级官吏举荐人才到中央任官。察举分“常举”与“特举”两种。常举,即朝廷设定一些科目,各有标准和员额,每年举荐一次,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特举,即不定期地设立一些科目,如“贤良方正”等,由某些官吏推荐。据《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记,汉代取人设定的科目有“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众所周知,察举诸科目中,孝廉之举是最重要的。此外,还有秀才、明经、明法、武勇、贤良等不同名目。西汉时岁举孝廉约206人,至东汉永元年间实行按郡国人口率察举的新规定,每岁举孝廉约为228人,累计起来其数相当可观。二,“征辟”,或为“征召”,即选拔重用有才能而又不肯入仕及无机会入仕的人;或州郡长官及中央三公九卿不由朝廷任命,自己聘请府中的吏员。三,“公车上书”,即令天下吏民直接上书言事,言若可取,就其所长而授官。四,设科考试,即通过太学、郡国学设立科目考试取官。尽管如此,汉代选官主要办法却是察举与征辟,“公车上书”与设科考试只是辅助手段,不占主要地位。 曹操时,实行“唯才是举”,“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但是东汉末已成势的门阀世族,随着北方社会的稳定,迅速强大起来。曹操死后,曹丕继位,一改前策。为了取得门阀世族的支持,接受了颍川世族陈群的建议,实行了“九品中正”的选官制。九品中正制规定,各州设大中正官一人,亦称都中正;各郡设小中正官一人,亦称中正。大小中正官都由朝官担任,令其对本州郡士人进行品评,按门第与德才定出“品”、“状”。“品”即等级,分九等,从上上到下下;“状”即鉴定书,也就是简短的评语。然后将其呈送朝廷,作为选官的依据。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最后的一种选官制度。从隋唐开始至清末废止,其间虽也伴有举荐、荫庇、捐纳等谋官之途,但这些或为权宜之计,或为传统积习,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