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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分析 一、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 新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变化。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十多年改革研究，中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框架。改革目标、改革原则、改革措施原则上稳定。可以说,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进入了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新的制度变迁阶段。新的制度变迁实践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按照目前确定的改革框架进行转轨,即从原来的现收现付制向真正意义的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过渡,那么它将在中国的社会经济领域产生怎样的影响?或者说它的经济效应将怎样?这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国外学术界关于养老保险制度变迁方面的研究文献十分丰富,早期的经典文献可以追溯到Samuelson(1958)、Diamond(1965)和Aaron(1966)的研究,它们开创了在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下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先河,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较近一个时期,出现了一些在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方面具有实质性拓展的研究文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Auerbach和Kotlikoff(1987)创立的动态生命周期模拟模型,又称为A-K模型。2A-K模型的创立受到Feldstein(1974)和Barro(1974)关于政府债务和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影响的争论的启发,又大大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在A-K模型创立之后,模型得到不断的修正和完善(Kotlikoff,1998a),并且出现了一批以该模型为理论基础,针对具体国家进行养老保险制度分析的研究文献。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Kotlikoff(1998b)对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的一般均衡模拟研究,Serrano(1998)对墨西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考察以及Malvar(1999)对巴西社会保险改革的分析。 国内在养老保险改革和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引人关注的文献。李绍光(1998)对养老保险经济学不同学派的基本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述评。柏杰(2000)针对中国养老保险改革实践建立了一个世代交叠模型,考察了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和帕累托效率的影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0)通过一个宏观增长模型比较了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两种养老保险制度在长期的差别,认为从经济增长角度看,积累制优于现收现付制。袁志刚(2001)从宏观经济学动态运行角度,对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上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经济学分析。王燕等(2001)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中国养老金改革的影响,并比较了支付隐性债务和转轨成本的各种可选方案,模拟结果谨慎乐观。郑伟(2002)在Feldstein(1998)的基础上进行拓展,证明了不同养老保险制度孰优孰劣并不是绝对的,并给出了决定优劣的具体参数条件。 本文采用一般均衡的框架,并运用A-K模型3进行分析。本文的第二部分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之前的现收现付制经济进行一般均衡分析;第三部分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之后的部分积累制经济进行一般均衡分析;第四部分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并利用参数估计对制度变迁前后两种制度均衡稳态下的经济变量进行测算和比较;第五部分为总结。 二、 中国现收现付制的变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度属性上属于现收现付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统账结合探索阶段,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度要求上属于部分积累制,但在制度操作上仍属于现收现付制。因此,我们可以将目前正在发生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起点设定为现收现付制。在现收现付制下,处于工作期的劳动者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保险费筹集之后用于当期老年人的养老金支付;劳动者退休之后可以领取养老保险金,养老金基金来源于同期处于工作期的劳动者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 在本部分中,我们首先建立一个关于中国现收现付制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然后对模型进行求解。我们运用一个两期迭代模型来进行分析。假设经济体由个人、企业和政府组成,个人的目标是追求效用最大化,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政府的职责是建立、维护或改革相关制度。 (一) 模型的构建 1. 商业资本市场投入 假设企业的生产函数为CD型: Yt=Καt(Η1L1t+Η2L2t)(1-α)(1) 此处关于劳动投入需要做一些说明。我们假设Lt为外生变量,它由t期的劳动人口决定。我们还假设劳动者共有两类,4他们主要区别于两个方面:第一类劳动者拥有较多的人力资本,并且其储蓄可以通过在金融市场上投资获得投资回报;第二类劳动者拥有较少的人力资本,并且其储蓄不能通过在金融市场上投资获得投资回报。5我们用H1代表第一类劳动者的人均人力资本,L1t代表t期的第一类劳动人口,H1L1t代表t期第一类劳动者的有效劳动投入;H2代表第二类劳动者的人均人力资本,L2t代表t期的第二类劳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