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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广西土司的置废及改流 明朝时，中央王朝加强了对广西少数民族的直接统治，使地方地方官员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继承了元朝的首领制度，加强了酋长制度。为了钳制广西的少数民族,明王朝运用“抚”、“剿”两手,采取以流官辅佐土官,并废一些土府、州、县,在一些土府、州、县改土归流,甚至增设或复设一些土州、县、长官司、巡检司等多种手段,“相机而行,随宜而处”(于谦《议相机抚捕蛮夷疏》,见《粤西文载》卷.5),千方百计不失时机地进行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的各种尝试,以实现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的“宏图”。虽然元、明、清、民国时期,土司制度在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均有实施,但由于时间上,地域上的差别,政治、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各地在具体实施、产生的影响与作用等方面必不尽相同,有着各自的特点及特性。研究明代广西土司置、废及改流的做法、特点,研究其独有的历史特色,对有明一代土司的研究,以至整个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不到之处,请专家们指正。 (一) 土官与土官矛盾的残杀 明代广西土司的置、废、改流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从史料看,或置,或废,或改流,始终与当时当地的政治形势、政治斗争相连结。总的看来,成为封建王朝处理与土官矛盾、与少数民族矛盾、镇压农民起义的“法宝”,带有斗争色彩和火药味。 明初,“帝方伐中原,未遑经理南荒,”当广西各地大小土官纷纷归附的时候,一度承袭元制,授世袭原官发抚之。据《明史》及《(嘉靖)广西通志》记载,先后归附授以世袭的有4个土府,46年土州,11个土县,1个土镇,1个土千户所。即思明府、镇安府、田州府、来安府,归德州、南丹州、永州、鸾州、福州、廷州、东兰州、安息州、忠州(明洪武十二年并入东兰州)、文州、那州、地州、太平州、恩城州、安平州、万承州、全茗州、镇远州、恩同州、茗盈州、龙英州、结安州、佶伦州、都结州、上下冻州、忠州、思明州、下石西州、江州、泗城州、向武州、利州、龙州、都康州、思恩州、上国州、上石西州、左州、养利州、果化州、思城州、上隆州、思陵州、奉议州、安州、侯州、忻城县、陀陵县、罗阳县、富劳县、崇善县、永康县、上林县、河池县、程县、阳县、凭祥县,迁江千户所。但安抚土官“因俗而治”并非明王朝的根本目的,其根本目的还在于通过“因俗而治”来“以夷治夷”,逐步改土归流,达到天下臣民以世袭的同时设流官吏目以佐之,起“钳制”、“临视”土官的作用。以上土府、土州、土县,在洪武年间有部分先后进行了裁并。如永州、鸾州、福州、廷州并入南丹州,安息州、忠州、文州并入东兰州,安州、侯州、阳县并入奉议州,那州、地州合并为那地州,来安府并入田州府。而思陵州曾省入思明府,二十一年(1388年)复置;向武州、奉议州、南丹州,则因广西布政使司认为该处“蛮人梗化”,讨之,曾分别改置向武州守御千户所、奉议卫、南丹卫,建文二年(1400)复置。忻城县改流。至洪武末年,广西实有3个土府,34个土州,9个土县,1个土镇,2个土卫,2个土千户所。 洪武至宣德年间,由于明王朝在广西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策,对少数民族以抚为主,从而使广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的机会,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广西境内不时爆发的农民反抗斗争与明代中后期相比规模不那么大,土官与明王朝的冲突,土官与土官的冲突相对比较少,土府、州、县等的设置、调整比较易于进行,局面相对比较平稳。永乐年间(1403—1424),又先后增设了安隆长官司、上林上官司,将凭祥镇升为凭祥县,而隶泗城土州的程县设流官知县。 宣德末年,明王朝的宦官专政局面开始形成。之后,随着宦官权势的增大,全国各地危机四起。在广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明王朝与土官的矛盾、土官与土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声势浩大,土官之间的相互残杀常常发生,土司的置、废及改流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并与当时诸种矛盾胶结在一起。 首先,土司的设置成为明王朝运用剿抚两手镇压农民起义的工具。大藤峡位于广西中部黔江下游,界于武宣、象州、永安(今蒙山)、桂平、平南、藤县之间。这里四面环山,绵亘数百里,是瑶族人民聚居地。入明代,瑶民起义时有发生,官军多次镇压。正统年间(1436—1449),大藤峡农民起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杰出的瑶族起义军领袖侯大敬率领起义军万余人,活跃在两广边界,频频出击,破城池,杀官吏,先后控制了柳州、浔州、梧州3府10余县,并分数支队伍,分别打到了广东的肇庆、罗定、阳江、化州,湖南的江华、宁远、桂阳,甚至无及福建、浙江一带,威震明王朝。大藤峡农民起义成为明代广西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也是明代中后期全国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之一。明王朝多次派官军及土司兵功杀大藤峡农民起义军,残杀无辜百姓,妄图将轰轰烈烈的大藤峡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但是,镇压愈凶,反抗愈烈。成化元年(1465),宪宗朱见深亲自下谕,令浙江布政司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