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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的书写与人类学的学科特点 一、 问题的变化 受审内容：1。如何写作和对象化研究2.为什么要写《国家纪事》作者的采访和评论。 回答前的基本说明:关于“民族志与文化书写”这个话题,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你们设计的问题比较宽泛,今天我只能粗略提及。其中一些我会按照顺序大致回答,有些可能打乱,因为这些问题涉及的相关性是可以重新整合的。为什么这个话题我比较感兴趣呢?因为从“文化书写”这个背景来谈民族志,从这个语境进入,就取得了一个特殊的角度。自从人类学诞生以来我们就在讲民族志,但今天要谈的是“文化书写”,或者可以叫“写文化”。Writing Culture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经典著作,以这本书为标志的一批反思性作品,对人类学的传统进行了整体性质疑。在此以后,人类学写作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民族志与文化书写”是一个比较要害的问题。 (一) 民族志的发展标志了西方社会一个非西方视角 第一个是西方角度。西方的人类学可以不考虑也不照顾“非西方传统”,而有其自己的生长与社会环境和学术史脉络,所以西方的问题在民族志反思中有一个西方的语境和西方的演变。另外是非西方角度。民族志被介绍到非西方世界(印度和中国等等)后,发生了很大改变。 我们国内的人类学界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常常忽略这种西方和非西方的区分,习惯于把二者混淆在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话语之中。我们常常模糊这种边界,比如在一篇文章里,既讨论费孝通、林耀华,又讨论马林诺夫斯基、萨林斯,而且往往拿西方的理论来论证我们自己的观点,或者用我们的材料去质疑西方。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民族志的发展,西方有一个自身的转折过程,并且它有两个语境。对于中国学者和非西方学者而言,这两个语境就是“本土”和“西方”。 (二) “民族志”意义的讨论只是一种选择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澄清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民族志需要重新界定。“民族志”这个词在相关学科的写作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流行语。对一定比例的学者来说,他们用的是“民族志”的形容词意义,是一种借用、挪用和引申。“民族志”在西方是ethnography,在西方语境里,其含义非常丰富。对中国人来说,如果参与“民族志”意义的讨论,就必须进入西语的语境里去,必须用西语的文本和概念,甚至用这个词的母语来对话。反过来也一样,即西方的汉学家讨论《庄子》和《诗经》,也会面临一样的困境:汉语经验与西文世界的问题是不对称的。对于这种隔膜,我曾经有过体会。我在康奈尔大学参加过一个暑期的工作坊(workshop),讨论文化研究,发现很难理解他们讨论的东西。因为我们通过翻译过来的“文化研究”思考时,已经树立了一种选择,于是就通过这种选择建构一个西方的假象,认为他们就应该讨论某些(在我们选择范围之内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他们用的材料非常奇怪,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后来我理解了,人家或许一开始就不会假设一个普世性的话语,也不会假设一定要让非西方人也能参与到讨论中。因此,一个母语所指涉的文化语境,其从语词到事象之间的完整性是我们要面对的。 (三) “民族志”是一个新的范畴 我们再回到民族志。我们现在不追踪这个词的汉语翻译史与选词的准确与否,而是假定它在汉语中已经成为一个有效的、被共同使用的,即以人类学为代表的诸学科都在使用的词语。“民族志”在汉语经验中是有效的,因为它成为了当下文化生产的基本材料和元素。但即便我们不参与西语原创语境的讨论,而是在汉语世界中,把它作为一个有效的、有历史厚度的词语来讨论,还是有问题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民族志”不是汉语的原创术语,而是被定义为有明确翻译对象作参照的“翻译的词语”,那么,“民族志”三个字能否准确指涉ethnography?第二个问题,我们假定“民族志”不仅仅是一个翻译的镜像,而是借助翻译进入到汉语世界当中,成为一个新词语,并有了自己的新对象。 我觉得,“民族志”这个词一旦翻译进来,就同时具备了两个意义。首先它有西语的指涉性。在这种情况下,理解它的翻译意义时必须严谨。比如在解读马林诺夫斯基、布朗、格尔茨等西方学者的原创性ethnography时,对这个意义的本源要严守。这是第一个语义维度或功能。第二个维度,当它移植过来,用来指涉和分析汉字的语言状态时,应注意它已产生了的新义。这是被很多人忽略的。这个“新义”在时间上有两个引申的空间,它可以激活传统中类似的词语,比如“方志”、“竹枝词”等等。我们现在可以用“民族志”来讲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因为它有类似的品格和功能。 问:现在很多人觉得方志就是民族志的一种。 答:不光是觉得,很多人还这样阐释,也这样运用。一个新的西方术语进入汉语书写之后,紧接着的第二个功能就是改写传统,即使本土的文化资源“西语化”。“民”、“族”、“志”这三个字都具备汉字故有词语的基本意义,所以能够唤起新的想象。比如《西南夷列传》和《华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