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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与中英科学合作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成为了战争的盟友，并共同对日本作战。在英、美等国对中国进行的战时文化援助中,著名的剑桥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重庆主持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最为引人注目。 1942年,为筹备拟议中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李约瑟博士先期来到四川,进行文化联络工作,首次实地考察中国。1942—1946年间,李约瑟的足迹东至福建,西至甘肃敦煌,遍及10余省,访问300余个学术研究机构,行程超过万里。在旅行和研究工作中,他直接接触到我国大量的文化典籍和文物,为撰写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搜集材料;同时也大量结识了我国的一些著名学者、文化名人,其中包括竺可桢、李俨、钱宝琮、钱临照、张资拱、刘仙洲、陈邦贤等。这些学者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科学史界的泰斗。在重庆期间,李约瑟还与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者建立了广泛联系,如史学家郭沫若、傅斯年,考古学家李济,语言学家陶孟和,经济学家王亚南,思想史家侯外庐,社会学家吴大琨、邓初民等。他们与李约瑟讨论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社会、历史等一系列学术问题,为他认识、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正确的门径和方法。这一时期的旅行和社会活动,为李约瑟编纂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纪念这次难忘的旅行,李约瑟和与他同行的弟子、中国留学生鲁桂珍女士在1945年合写了一本札记式小册子——《科学前哨》,收录了他们在中国的旅行见闻和感受。 “中英科学合作馆”是中英战时文化合作项目之一,成立于1943年,总部设在重庆两浮路胜利村一号,并在昆明设立分部。该项目由英国文化协会提供经费,由行政院下辖的中国国防科学促进会提供研究场地,共有高级研究人员7人(英籍4人,华籍2人,英属印度籍1人),由李约瑟主持工作。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国内工作与英国驻华使馆、中国政府有关科学、工程各部联系密切;国际联系方面,纯学术研究工作与英国文化协会所属的科学工作部门联系;在战时应用技术及军事技术研究方面,与英国政府生产部中国办事处联系。中英科学合作馆担负着向战时中国提供科学仪器、文献、化学试剂、科学信息等项目的援助任务。该馆拥有一个专用汽车队,负责从印度、缅甸将援助物资运抵昆明和重庆。 沟通战时的中外科技交流,是中英科学合作馆最主要的工作,也是最有成效的工作。抗战爆发后,国内大批学术机构纷纷内迁,原有的中外学术联系、学术情报交流几乎全部中断。李约瑟在重庆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论文,积极向国外介绍中国的科学和文化:1943年发表了《中国西南的科学》、《川西的科学》,1944年发表《中国西北的科学和技术》、《重庆工业与矿业展览会》、《中英科学合作馆第一年度工作报告》,1945年发表《中国科学》、《科学前哨》、《贵州和广西的科学》等。 战时中国的出版工作极其困难,但仍有不少科学期刊坚持出版,并通过中英科学合作馆送往国外交换,如《科学农业》、《中国生理学会议录》等。李约瑟还从国内选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成果介绍到国外发表,涉及数学、物理学、工程学、气象学、地质学、地理学、化学、生物化学、生理学、药物学、内分泌学、动物分类学、植物分类学、细胞及遗传学、农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科学史等数十个学科。在数量上,1943年选送论文30篇,1944—1945年选送108篇,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被英国的一流学术刊物《自然》、《科学》等杂志刊用。 1945年底,联合国在巴黎成立了联合国教育和文化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是李约瑟的老朋友、英国生物学家尤里安·赫克斯利。李约瑟从重庆去信,提到他在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工作体会及对世界科学发展的看法,认为联合国的教育文化组织还应担负起各国科学交流和共同开发的使命,并建议在其名称中应加上“科学”一词。这个建议被联合国采纳。这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UNEXCO)名称的由来。 1946年3月,李约瑟离开重庆回到英国,随即赴巴黎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处处长。至此,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