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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与审计的相关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推动社会治理模式从“大政府、小社会”转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转变。慈善事业作为一种公益事业, 解决了“有限政府”状态下许多政府部门“想不到”、“做不好”的事情, 对于构建和完善和谐社会保障体系、营造橄榄型社会、捍卫社会伦理道德等都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 慈善业近年来经历了“胡曼莉”、“付广荣”、“郭美美”、河南宋基会事件等系列慈善危机, 由媒体掀起的问责风暴将“慈善透明”、“慈善组织信息披露”这些行业敏感问题推到了社会公众面前,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也被推向风口浪尖, 成为中国当前最大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因此, 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与审计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极为必要。 一、 慈善组织信息不透明、审计监督不到位 慈善组织是非营利组织, 慈善事业是公益事业, 作为政府和市场同时失灵情况下衍生出的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在促进民生政策的落实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理论上具备公众社会责任与公德的完美光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日益发展, 但是在发展的同时, 也暴露了诸多问题, 慈善组织信息披露 (特别是财务信息) 不透明、审计监督不到位便是其中的弊病。 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是向社会公众和捐赠人公布有关组织运转、资金流向等信息, 使组织的管理过程公开化、透明化, 让社会公众、捐赠人和政府主管部门在充分了解信息的基础上实行合理监督。慈善组织的本质特征是公益性, 其披露的信息不以利润为主要衡量标尺, 而是看其社会公益使命的履行和完成情况。根据普华永道关于“不透明指数”的调查报告, 一个国家的透明度越高, 其资本成本越低, 二者存在直接相关关系。慈善组织也如此, 其信息披露愈充分、可靠、及时, 慈善组织担负的不确定性因素愈少, 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愈低, 慈善组织筹集善款获取公信资源也就愈容易。目前我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低下, 管理费用高居, 必要的监督不到位, 隐瞒、截流、侵吞、滥用或“移花接木”挪用善款的现象严重, 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较少, 经审计的更少, 有的虽经审计, 但却只审计合法合规性, 对善款使用的效率和效果却不予涉及。威振东、吴清华 (2008) 认为, 慈善资金审计现阶段的主要关注点为财务信息的合规性, 而对于慈善组织资源耗用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及环境性尚未予以关注, 因而不能反映综合绩效。 慈善组织信息不透明、审计监督不到位的现状给“胡曼莉”、“郭美美”们留下了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温床, 这些丑闻事件的曝光让原本应该闪耀着道德光环的捐赠活动蒙上了一层失信于民的令捐赠者心寒和失望的阴霾,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也因此饱受质疑, 信息披露公开透明、审计监督有效得力便成为其“治病疗伤”挽救公信力的关键。2011年底, “河南水窖”审计报告公布于众, 成为国内首份民间公益活动审计报告。透过该审计报告, 捐赠资金的募捐、管理和使用等情况一目了然, 甚至具体到了每笔捐款的“来龙”和“去脉”。这次审计活动及审计结果的公布使此次慈善援建水窖的公益活动犹如玻璃一样透明, 为破解当前我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水平低下及审计监督不到位的难题提供了良好的思路和示范。 二、 理论基础 加强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和审计监督在理论上有合理性。 (一) 慈善组织在财务信托中的作用 慈善组织是非营利组织, 与企业相比有着不同的委托代理关系。Fama和Jensen (1983) 认为, 非营利组织不像公司那样存在治理问题, 但仍然存在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此时, 委托人即为捐赠人, 他们期望得到回报。这种回报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 如保护环境、支援教育等。慈善组织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可用图1表示, 在该关系中, 捐赠人向慈善组织交付资产, 希望通过组织对该资产合规有效地管理和运用来实现善意。资产捐赠给慈善组织后, 捐赠人仅有对捐赠资产有限的剩余控制权, 失去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及管理经营权。受益人具有不确定性, 是个虚拟主体, 名义上不享有慈善组织受赠财产的所有权, 也不占有其财产, 只有因收益权而享有的剩余索取权。受托代理人即慈善组织取得财产后, 可以处分、经营管理这些财产, 在此过程中获取的收益应交付受益人, 故慈善组织享有控制权或支配意义上的所有权。在该委托代理关系中, 委托人 (捐赠人) 关心其委托资源 (捐赠财产) 的使用效果, 即慈善组织是否履行了“受托社会责任”及履行状况, 而慈善财产的剩余控制权、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分离的, 这便为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及审计监督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基础。慈善组织与捐赠者、潜在捐赠者及社会公众形成受托责任关系, 作为受托人, 慈善组织不仅要保证捐赠资金的真实、合法、高效使用, 更要针对受托责任履行情况, 引入独立第三方的鉴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