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宗教管理与民间宗教.docxVIP

明清时期的宗教管理与民间宗教 近代人类的历史研究绝不是对古代历史的一种伤感，也不注重历史。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政治学的研究证明,政治可以划分成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两大部分。古代政府出于阶级统治的需要处理宗教问题的失败教训,我们需要进行深刻的批判,对于他们执行公共管理中的政治管理经验,我们则应当分析、继承、吸收、借鉴。 中国帝制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儒家学说,儒家本身就没有彻底否定宗教,而且又有“和而不同”、“殊途同归”、“神道设教”的思想方法,所以古代政府大多数时候并不把宗教当成敌视的对象,而是看成可以利用的工具,甚至是可以合作的朋友。但是一些官员仍然对于各种宗教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主要问题在于宗教经常与各种民间起义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了政教关系的紧张。因此,历代统治者在观念深处,都不自觉地把各种宗教视为异己力量,严加管理。然而物极必反,过度严管则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这一点在中国帝制社会后期的明清两朝,表现的尤为严重。 一、 限制度雷雨的发放 明清时代高度的君主专制制度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对正统宗教的过度管理致使正统宗教的退化。这种退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理论上的退化,佛教和道教都缺少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减少了对民众的吸引力;二是对于佛道教度牒的不合理“限制”,导致一些本来信仰佛道教的僧道,反而走进了民间宗教的队伍。 朱元璋的宗教管理思想,成为有明一代的“家法”。经过反复修订,并在洪武三十年(1398)颁布的《明会典》将其法律化:“释道二教,自汉唐以来,通于民俗,难以尽废。惟严其禁约,毋使滋蔓。令甲俱在,最为详密。”(《明会典》卷104,“礼部六十二”,第568)文中提到“难以尽废”,其对宗教组织的对立、甚至敌视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要严格管理,防止扩大、发展。根据《大明律》所制定的:“难以尽废。惟严其禁约”的指导思想,历朝政府希望通过限制度牒的发放来达到缩小佛、道教规模的目的。“洪武初规定三年一给牒,永乐中改为五年一给,后冒滥益甚,天顺二年(1458)改为十年一给。”明成祖在永乐中规定,全国僧、道“府不过四十,州不过三十,县不过二十”(《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五)。按此规定,全国僧、道总额数不得超过3.6万余名,实在是一厢情愿,与实际的情况相差太远。 《大清会典》说:“释、道二教,亦王化所不废,惟严其禁约,毋使滋蔓,令甲俱在,最为详密云。”康熙朝《大清会典》载,康熙六年(1667),“礼部通计直省……僧人十一万二百九十一名,道士二万一千二百八十六名,尼八千六百十五名。通共……僧、尼、道士十四万一百九十三名。”与唐、宋、明诸朝的和平年代僧尼、道士数量大约在50万人相比,这一数字显然是被人为缩小的。上文已述,明代中期以后就采取停发度牒的方法“缩减”僧道人数,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实际上无牒僧道比比皆是,官方统计的寺观数量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将僧、道的总数与寺庙的总数79622座相除,平均每座寺庙的僧、道人数仅有1.76人,显然与常理不合,一定会有大量无牒僧人存在。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还是认为天下僧道太多,康熙十五年(1676)题准:“停止给发度牒。”(《大清会典·礼部·祠祭司·僧道》)从此开始至雍正十三年(1735)的近60年中,政府没有再发放过度牒。用这样一种简单、生硬、蛮不讲理的办法处理宗教问题,不仅不能实际减少出家的人数,反而使政府失去了对僧道人数的掌握,无法到达有效管理僧道的目的。 从人员情况看,如果那些希望出家的僧道不能得到度牒,在寺院或道观中合法实现自己的宗教追求,他们的活动就很可能与民间信仰相结合。如直隶人崔焕,先是随道士学习音乐,每遇有村民白事,前往吹打乐器,讽诵心经等经忏。嘉庆二十一年又随父拜交河人崔大功为师,入未来真教。清茶门教首刘光宗是一位出家的道士;直隶东光县徐家庄九圣庙的陈道士,则是无极门的教首。同时也有许多僧尼加入民间宗教或创立新教。这些僧尼、或住村庵寺庙,或带发修行,他们不仅是乡村各项佛事活动中最热心、最积极的分子,也常常在民间宗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著名者如罗教五祖孙真空就是位半路出家的山野僧人;九宫道的创始人李向善,18岁时在五台山落发为僧,后以极乐寺为根据地开展布教活动。(1) 二、 明清官方宗教思想大有可为 从理论上看,明清时期的佛道教为了迎合统治者的胃口,高唱“三教合一”的主旋律,其实质是佛教和道教的儒化。佛教和道教本来是作为儒教的补充进入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领域的,但是在明清时期佛教、道教变得过于理性化、世俗化,大谈忠孝伦理,这样反而使自己失去了理论特色。佛教那套复杂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如如不二、明心见性、即心即佛的理论,对于下层百姓最关心的命运问题、生死问题、收成问题、婚嫁问题,没有任何帮助。至于佛教的修持方式和传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