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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与政治 理解和研究任何时期的文学，都不可避免地与当时的政治有关。这除了因为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而政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外,还因为一定时期的政治总是或直接或间接地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施加影响,不容你不去关心。由于各个时期的政治环境不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就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因而各个时期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也就有了各自不同的内容。近百年来,明代文学与明代政治的关系始终是明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的课题,甚至也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关注的课题。尽管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所关心的主要是明代高度发展的中央集权、恶性膨胀的皇权意识,以及特务政治和宦官专权等等社会政治问题1,但他们常常将自己的研究扩展到文学领域,启发着文学研究者的思考。文学研究者们也比较自觉地将文学与社会政治相联系,挖掘明代文学材料的社会政治内涵,说明明代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从而加深对明代文学的认识和理解。这种研究既有宏观的,即从总体上把握整个时代或一个时期的文学和政治的基本关系;也有微观的,即就某一具体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解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然而,就总体状况而言,人们主要是将政治作为文学的一个背景加以关注,很少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论题来单独进行探讨,因而像须尊的《晚明文与政治》2这样直接探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文并不多见。当然,在把握某一时期的文学特点或研究某一作家作品的时候,受“知人论世”传统思想方法的影响,学者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将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从而使明代文学与政治成为一个经常性话题。 下面,我们就百年来学者们比较关注的明代文学与政治的几个重点问题择要予以介绍。 一、 “重要说”提出的依据 一般来说,一个朝代的开国气象,它所制定的政策、制度,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来的社会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人们谈论明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所当然会首先关注明初的政治与文学。 对于明初社会政治特点,学术界的看法大体相同。朱元璋是在元末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夺取政权的,他吸取了“民急则乱”的历史教训,比较注意民生疾苦,采取了兴修水利、鼓励生产、实行军屯、减轻赋役、解放工奴、简约商税、提倡节俭、惩治贪吏等一系列措施,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同时加强封建专制集权,废除宰相和三省制度,使皇权恶性膨胀;采用高压和笼络两手,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确立八股取士制度,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关于明开国以后之制度,孟森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讲授明史时做了认真清理,编写过明清史讲义,后人谈论明初政治多不出此范围。3 对于明初文学,多数学者认为其成就不高,而所以不高的原因正在政治。1918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第十九章《明初文学》开篇即云:“明太祖起自畋亩,开国之初,颇奖励文雅,征用遗贤。及海内既定,屡兴大狱。刘基、宋濂,夙荷帷幄之殊遇,至是并被疑忌。诗人高启之伦,辄用细故,坐伏斧质。其刻薄寡恩,亦已甚矣。逮夫燕王篡立,尤阴鸷好杀,歼戮异己,文士尤婴其祸。以至孝孺族诛,解缙瘐死,皆一时之显学也。又自开国来,便用经义取士,成化以后,八股文体方盛,承学之士,惟伺主司之好尚,以干尺寸之禄,而文章滋敝焉。其间虽不无豪杰之士,能以造述自见,终不足比于前代。”(P.26)应该说这一判断是有事实依据的。如被作为明初文学代表的宋濂(1310～1381)、刘基(1311～1375)、高启(1336～1374),其成就最高且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都创作于元末,而入明以后,受到政治压迫或政治威慑,或死于非命,或不能自由表达思想情感,故都少有超越前期之作。 谢氏的这一判断被后来绝大多数文学史家所接受,或用别种语言来表达。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谈到元及明初的诗词时不无感慨地说:“朱元璋一手摧残了明初的文坛,王冕、倪瓒、戴良、杨维桢大家,无不直接或间接死在他手里。少年诗人高启的死,尤为残酷。刘基为他迫逼出山,非其本愿;打平了天下之后,仍不免于一死。袁凯以病自苦,仅而得免。我们读这段诗史,其不愉快实不下于元初蒙古族的入主中原的一段。”(P.768)可以看出,他对明初政治对文学的消极影响是痛心疾首的。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尝试用新观念新方法来研究文学,尽管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成为学术思想的主流,但大家对明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似乎并无多大变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第七编《明代文学》说:“明初到明代中叶,整个15世纪,文坛比较寂寞。这和封建统治阶级垄断文学,以政治力量限制进步文学的发展分不开。明代中央集权的统治稳固以后,统治者日趋保守和腐化,企图垄断文学,使之成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工具。在诗歌方面,提倡‘昌明博大之音’,出现了以点缀升平和阿谀逢迎为内容的台阁体文学;在戏剧方面,以朱有为首的贵族文人集团垄断了杂剧的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