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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实验化与理论解释 问题：我们知道，实验经济是过去3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区别之一，经济的实验趋势已经悄然形成。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流经济学团体对实验仍然持强烈的怀疑态度。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们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承认实验方法及其重要性?导致这种态度转变最主要的原因何在? 丹尼尔·豪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经济学中的第一个实验是由Edwards Chamberlin在1948年完成的,而后Vernon Smith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我想,这篇文章才是我们理解实验经济学的开始。Vernon Smith的文章发表于1962年,到今年正好是半个世纪。 许多理论经济学家普遍存在一种看法,即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都是不可实验的,因为他们感兴趣的现象并不容易在实验室中进行研究。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实验不能帮助理解我们想要解释的现象。所以,实验被接受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这也是不少人以及许多有创意的思想家不断努力的结果,比如Vernon Smith。Vernon Smith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就在于他能够用理论证明,为什么、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实验室实验可以被用于研究经济学家所关心的现象。在这些努力之下,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可以通过设计实验来帮助我们解释遇到的和感兴趣的问题。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涉及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领域。 罗卫东:豪瑟教授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概要地阐述了实验经济学兴起过程中早期实验科学团体的努力,我想从范式转变的视角谈谈这个问题。 按照库恩的观点,常规科学的革命往往与研究范式的转变相关,而研究范式的转变往往发生在基于较多变量的复杂解释被基于较少变量的简单解释替代的时候。如果一个学科无法实验化是因为老范式所关注的变量难以操控,那么当关注可操控的变量的替代性范式出现时,实验化的契机就出现了。也就是说,一个学科是否可以实验取决于当时的理论状态:当不欢迎实验的范式占据该学科的主导位置时,实验研究是没有发展空间的;而当不欢迎实验的范式受到挑战而契合实验研究的范式得以成长时,实验的机会就来了。实验经济学发展的曲折过程与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两个范式变迁是密不可分的,一是博弈论的兴起和发展,二是一般均衡理论遇到困境和危机以及替代性分析框架的兴起。 John von Neumann与Oskar Morgenstern的工作给经济学研究范式带来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影响包括他们给经济学带来了可实验的机会。这种机会的出现与博弈论本身的特质有关。一方面,博弈论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不完全的。许多早期的博弈论学者如John Nash、Merrill Flood和Reinhard Selten等在解出博弈的理论解时,自然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均衡情况是否也会出现在现实中(1),这种想法因为博弈论常常伴随着的多重均衡问题而更为凸显。另一方面,博弈论自产生之初就拥有一个完美的、适合在可控的实验室中进行检验的简单结构:只有数位参与者,基于个体决策,有明确的均衡预测。博弈理论家们还发展出一些简单精致的博弈模型,如囚徒困境、最后通牒博弈等等。可以说,博弈论是一种呼唤实验的理论。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独立于Chamberlin所开创的市场实验,在普林斯顿和兰德公司等当时博弈论学者活跃的阵地中,那些具有很深自然科学背景或与心理学有紧密联系的学者们开创性地实施了一些有关决策理论和博弈论的实验研究,力图对那些建基于数理推导的预测进行检验。 然而,博弈论给实验经济学带来的契机仅限于此。与博弈论的发展历程一样,实验经济学在开始时一直得不到主流经济学团体的承认。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当时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状况有关。边际革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经济学已发展成一个精致的理论大厦。这座大厦的基石就是被奉为经济学基础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所有经济学分支都必须从这里衍生才能获得合法性。在推崇演绎和从内部发现公理的一般均衡理论家们看来,没有任何实验的必要。即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找到一些经验事实存在的必要性,那也无须用实验来证实。他们找到的方法是来自Trygve Haavelmo的自然实验思想———计量。从个体主义出发的一般均衡理论与其他一些从个体交往或社会群体出发的理论框架,如工业组织、公共选择、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等理论都是相冲突的,而正是在这些理论框架中,实验发展得最好。综合这两个方面的结果,以一般均衡理论家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者及其追随者们直接忽视了实验这种方法。 于是不难想象,为什么在一般均衡分析理论占据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时,实验经济学没有获得真正的发展。也正因如此,当一般均衡理论遇到困境,许多替代性理论再度兴起并对其形成挑战时,实验经济学发展的契机也随之到来。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