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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篇分析与翻译研究 人类翻译活动的历史几乎与人类本身的历史一样古老。只要有一个人给人之间的沟通，就有一种翻译活动。没有翻译，文化传播和人际交流就无法实现。没有翻译，就没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作为一个学科, 翻译涉及面很广, 除了本体理论外, 她还从语言学、哲学、文学、人类文化学、认知科学、符号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吸收营养和精华, 为我所用。因此可以说, 翻译学这块领地像是一个胸怀宽广的母亲, 有海纳百川的气魄。她吸引着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在这个领域辛勤耕耘。 翻译学是一门经验性的 (Empirical) 学科, 无数优秀的翻译家长期积累的丰富翻译经验和翻译方法, 为理论探索者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和依据。多少年来, 翻译研究者不遗余力地试图建立一种可以被多数人接受的翻译理论, 目的之一是想摆脱传统的评点式、随想式和印象式的翻译批评方法。早在1965年, J.C.Catford (1965) 就试图用M.A.K.Halliday的语法思想来建立一个基于语言学的翻译理论模式, 他所说的“语境” (Context) 和“语境意义” (Contextual meaning) 是源于Halliday及其老师、伦敦学派的奠基人J.R.Firth的理论, 这两个概念对后来的翻译研究有深远的影响。 语篇分析与翻译研究的关系是相互作用 (Interaction) 的关系。语篇分析给翻译研究带来解释力, 翻译研究又给语篇分析带来启示。从近十多年来英国出版的关于语篇与翻译的论著 (如Hatim and Mason 1990 2001, Bell 1991 2001, Baker 1992 2000, Hatim and Mason 1997, Hatim 1998 2001, Munday 2001) 可以看出, 语篇分析理论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翻译研究之中, 而其中最为突出的理论是来自Halliday (1985, 1994 2000) 的功能语言学。在这些以语篇分析作为理论指导的翻译论著中, 到处都可看到Halliday (1985, 1994 2000) 关于“纯理功能” (Metafunction) 的论述;像“衔接” (Cohesion) 、“连贯” (Coherence) 、“主位” (Theme) 这类概念是每本论著都会花大量篇幅来讨论的。 比起西方一些先进国家 (如英国、德国) , 我国的翻译研究在采用语篇分析理论方面起步较晚, 这与我国其他学科的研究情况是一样的, 是有历史原因的。在最近几年, 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学术刊物上有越来越多的论文从语篇分析的角度研究翻译问题, 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既有理论探讨, 也有实例操作;最近一、二年, 除了论文外, 还有一些涉及语篇与翻译研究的论著问世, 例如李运兴的《语篇翻译引论》 (2001) 和萧立明的《新译学论稿》 (2001) 。这些论著虽然还未能提出一个系统的、基于语篇分析的翻译理论框架 (这点与语篇分析本身缺乏一个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模式有关, 见黄国文1988:7, Hatch 1992:1, Schiffrin 1994:1, 黄国文2001:28) , 但它们对于翻译理论的语篇语言学探讨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近年来, 中山大学在语篇与翻译的结合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例如, 2001年12月10至14日我们举行了“系统功能语法学术周” (主讲人是:James R.Martin, Mohsen Ghadessy, 张德禄、张美芳、黄国文) , 参加活动的有来自全国10多所高校的100多名教师和研究生;学术周的主题之一是功能语言学 (语篇分析) 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见戴凡、王振华2002) 。我们在语篇与翻译的研究方面也初步做出了一些尝试 (如:张美芳、黄国文2002, 黄国文、张美芳2002, 张美芳1999, 2000, 2001a, 2001b, 黄国文2002a, 2002b, 2002c, 2002d, 2002e) ;我们的研究也已引起同行的注意 (如《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4期第62-63页) 。正是在上面所说的大环境和小环境下, 我们主办“语篇与翻译”国际会议 (2002年7月24至26日) , 邀请国内外专家到会指导;希望通过这次学术会议与同行切磋, 把这方面的研究提高一个层次。 本专栏所刊登的文章都是探讨语篇与翻译问题的论文。谭载喜的《语篇与翻译:论三大关系》采用辨证哲学的基本方法, 在语篇与翻译的框架中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 (1) 翻译的基本单位是句子还是语篇? (2) 是否有必要为不同的目的读者提供不同的目的语篇? (3) 翻译应该以文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谭载喜不但对这三个问题作出了自己有理有据的回答, 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