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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论个体性与主体性 哲学的主题是人类的苦难，人类的苦难可以分为两类：生存的困难和思维的困难。就中国哲学而言,生存的困境成为哲学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每个时代的生存困境似乎都很不同,但每个时代的生存困境又都深根于人自身存在的矛盾。归结起来,无非是人如何超越自己的有限性而获得自由。在郭象那里表现为:“逍遥”如何从理想而转化为现实的问题。郭象直面人的现实存在,一方面通过赋予“个体性”以“主体性”的内涵,另一方面通过“主体性”重新确立“个体性”价值,在“有物之域”使人超越有限性、实现“逍遥”成为可能。郭象这种解决方式,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 郭象哲学中“个体性”的内涵 (一) 从体性存在的意义上谈“各有极”和“各荒其极” 郭象在其《庄子注》中否定超越的统一性,通过有物之域的转向和“性分”的提出,将个体的差异性贯彻到底,为个体性价值奠基。在老庄那里,其哲学旨趣始终建基于对人性的统一性理解当中,无论是“道”还是“自然”,作为现实存在的背后“支撑者”都具有终极的统一性意义。而郭象认为每一个体性存在都是具有绝对价值和意义的。郭象直接在性分上讲万物,消解了那个实存之外的统一性根据,每一个体性存在都是“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的。在“各有性”的意义上言每个具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各有极”的意义上言这种差异性在“尽性”、“各冥其极”的同时又能获得统一性。所以,如果说在老庄那里,个体的差异性是以统一性为前提的,那么在郭象这里,他希望在万物成就自身之存在,也就是“性同得”的过程中,再将统一性重新建立起来,可以看作是以差异为起点的“后统一性”。郭象立论于有物之域,在认同个体差异性存在的基础上通过万物成就自身存在的过程,重新建立起万物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就不是超越的统一性,而是个体差异性基础上的内在统一性。 (二) “性分”之争 原初的个体性对万物是普遍适用的,但郭象不是要解决物的问题,而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因此,人既有与万物一样的原初个体性,也有后天获得的个体性。就社会层面而言,差异性和统一性的矛盾表现为个体与群体,或者说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也就是魏晋时期讨论的自然与名教的冲突。郭象提出个体“性分”之内外(表)的问题,使这种冲突有了和解的可能。所以喜以物为喻,参照物的自然来讲人的自然,易引起某种误解,误把人的社会性当作人的外在性去对待。在郭象这里,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并不冲突,唯一的标准是“性分之内”还是“性分之表(外)”。所以,郭象将个体与群体间的矛盾转化为每一个体自身“性分”内外的问题:一方面,群体的“和谐”是建基在每一个体保持自己的“性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作为生命个体追求的目标或价值;另一方面,万物“各安其分”,便会呈现出群体的“相因而和”。郭象立足于有物之域,实际上就是在肯定社会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整个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每个社会个体的价值和意义的实现。因此,郭象将个体与群体外在的矛盾内化为个体如何在自己的“性分之内”实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人的身、心关系问题。 (三) 死与不死—返归主体的个体性:作为有限性的个体性 就个体本身而言,身心的问题就是个体的身的“有限性”和心的“无限性”的矛盾,在郭象这里最终落实于“性分”的实现问题。由得性而逍遥:通过“适性、无心、与化为体”的方式成就“性分”,也就达到了个体对有限性的超越。个体性与群体性矛盾仅是个体有限性在空间维度上或者说横向的表现,而个体有限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在时间维度上或者说是纵向的。郭象言:“夫死者独化而死,非夫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独化而生耳,独化而足”。(《庄子·知北游注》)从万物独化看,不存在有无、生死的转化,可以说对于生者来说只有生生,或者说“死”并不是生者需要关注的问题。进而,郭象又指出如果把生当作开端,死方谓死,相反,如果把死当作开端,死即是生,“更相为始则未知孰死孰生也”(《庄子·知北游注》)。因此,人的死生的矛盾不在于有生、有死,而在于以生恶死或以死恶生。因此,个体性并不是作为人的有限性的一个制约,恰恰相反,只有立足于个体性,有限性才能被真正超越。 从以上个体性的三重内涵可以看出,郭象非常重视“个体性”,将其视为立论的基础,因此郭象把实现“逍遥”的根据转向有物之域,转向有物之域的具体存在。郭象明确消解那个实存之外的超越性的“一”,肯定个体性的“多”;不再消极地对抗群体性的束缚,而是从个体性出发建立群体性的价值;从寻求个体实存之外在的逍遥,转变为安于“性分”之内的即世逍遥。郭象个体性的三重内涵是依次递进的关系,从最原初的个体性到返归主体性的个体性,使得“有物之域”的存在获得了“主体性”意义,进而在此基础上郭象重新确立“个体性”价值。 二、 “主体性”的个体性 “个体性”如果不具有“主体性”的性质,那么个体性始终是一种外在的划分或给予,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