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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层位学和类型学的研究 1.中国考古学的杰作。 1985年我考回母校吉林大学读硕士, 张忠培先生专门为我们几个研究生开设了《考古学方法论》课程。这个课程的上课方式是以先生讲授为主, 但他没有照本宣科, 而是开放式地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师生一视同仁, 发表观点, 碰撞火花, 并由我专门负责做笔录。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方便的录音笔, 我每次下课后只得趁热打铁, 参照师兄弟的笔记, 相互回忆, 加紧整理, 尤恐日久漏遗。及至期末, 我誊清后交给先生的记录, 是他把考古学方法论的最主要方面几乎都讲授并讨论到了的一个全本, 涉及的题目和范畴包括考古年代学、考古学文化分期、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考古及其研究历史、考古学中亲属制分析方法的应用等。其中, 第一讲就是《如何进行层位学和类型学研究》 (以下简称《研究》) 。 先生向我们这些学生传道授业, 从层位学和类型学这两把他称之为考古学的“尺子”入手 (1) , 是因为层位学和类型学不但是考古学的基础理论, 而且其重要性还与考古学的学脉兴衰密切相连。这用他的话说就是:“如果把近代考古学比喻为一部车子的话, 地层学和类型学则是这车子的两轮。没有车轮, 车子是不能向前行驶的;没有地层学和类型学, 近代考古学便不能存在, 更不能向前发展。近代考古学的水平, 首先取决于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程度。(2)” 先生的这段话, 源自他1985年给我们讲授《研究》之前, 于1982年6月成稿的《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一文 (以下简称《问题》)(3)。时隔三年, 题目相近, 但内涵却不相同。《问题》的内容分别是:层位堆积与划分层位;墓葬、遗迹的层位关系;类型学及其作用;类型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关于陶器的研究;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关系。《研究》的小节则依次为:什么是考古学?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以及考古学方法论取决于研究对象等。从这些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内容可以看出, 先生对层位学和类型学这一对关乎考古学兴衰的基础理论问题, 显然经历了一个递进思辨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我看来, 首先与中国考古学方法论建设的艰辛历程息息相关。 关注中国考古学方法论发展历程的朋友可能都还记得, 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一对使近代考古学得以建立的方法论引入中国以后, 被李济、梁思永、苏秉琦、夏鼐等中国考古前辈成功应用于中国考古学实践, 出现了小屯青铜器研究、后冈三叠层划分、斗鸡台瓦鬲研究、齐家文化墓葬填土分析等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既有针对性地解决了考古遗存的时空框架问题, 又摸索出了一些适用性的技术、方法和理论, 不但奠定了地层学和类型学中国化的基础, 同时还推进了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化进程。但需要指出, 他们的这些早期研究比较偏重于应用性的实证, 尚没有从实践中充分剥离出来, 进而形成方法论层面的理论总结和抽象概括, 个案性强、普适性弱, 还难以起到更加广泛的指导作用。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 正当地层学特别是类型学方法深入到教学和研究之际, 却遭遇“大跃进”运动, 被当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繁琐哲学, 备受批判, 打入冷宫。此后的60年代直至70年代, 中国的政治运动频仍, 考古学方法论的建设一直起色不大, 缺乏进步, 更谈不上健康发展。时至80年代初期, 随着中国考古事业重新迎来的发展契机和深化学术研究以及考古教学的需要, 几乎停滞了二三十年的考古学方法论的研究开始复苏。苏秉琦在1982年发表的《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中率先指出:“开展对考古学方法 论的讨论, 无论对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 还是对本学科的发展, 都具有勿容置疑的意义。(4)”几乎与此同时, 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等人也不约而同地发表了有关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文章 (5) , 成为了走在新时代前列的先行者。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他们就这样重新开启了研究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大门, 翻开了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由此可知, 包括先生《问题》在内的那些早期涉及考古学方法论的文论, 假如不是置放在这样的学术进程背景下加以考量, 而是仅仅被理解为一篇篇普通的考古学方法论文章, 那就难以真正解读出它们所表述的内涵和要旨, 并低估了它们居于时代前列的引领价值和示范作用。事实也是如此, 那些文章的发表, 适时地起到了新启蒙和新开山的作用, 使寻求方法的初学者以及苦心悟道的迷茫者有了学习的方向。同时, 也扭转了一些考古人员把层位学简单化、把类型学形式化的倾向, 校正了考古学层位学和类型学的向科学健康方向发展的轨道。这正如先生自己在回顾这一过程时所明确讲到的:“我认识到只有明确提出考古学的基 本理论是层位学和类型学, 才能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这在当时可谓考古学领域的拨乱反正。(6)”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经历长期过程, 才迎来的这场考古学的春天, 并没有使先行者们徜徉于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