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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图书的刊刻与刊书考述 图书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信息交流工具。它是人类文化的载体,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是人类物质、文化生活进步的重要手段,也是人类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标尺。宋代以其各类著作繁多,刻印数量巨大,校勘精确,形式美观,工艺先进,在古代图书史上耀人眼目,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直至今日,宋版书仍有流传,嘉惠学林。本文拟对此略加探讨,以见其在中国图书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中国文化的非凡贡献。 我国雕版印刷始于唐代,但只印佛经。到了宋代,为适应政治文化的需要,印书的范围迅速扩大,成为印书的黄金时代。宋代刻印的书籍,种类繁多,涉及了当时的各个领域,既有儒、释、道三家的经典,也有诗、词、文的总集和别集;既有天文、地理、农工、医学等自然科学著作,也有历史、哲学等人文科学著作;既有当代学人的新著,也有先哲流传的旧典。 宋代图书,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三大类。官刻本指的是政府各机关刻印的书籍。宋太祖建国伊始,就于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派人监刻大藏经(称《开宝藏》),这是我国第一部雕印的佛经总集,凡五O四八卷。徽宗时期,又在真宗时的道书总集《室文统录》(凡四三五九卷)的基础上增补刻印成我国第一部道藏总集《万寿道藏》,凡五三八七卷。 中央机关刻印书籍以国子监为最著名。宋代的国子监,不仅是教育机构,而且是国家的出版机构。国子监所刻印的书籍,称监本书。国子监主要刻印经史群书。从建国至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四十五年间,国子监刻印的经史书籍从四千卷增至十万卷,增加了二十五倍。景德二年至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又重新刻印了《九经》、《文选》、《初学记》等书,并在与此大约相同的时间还刻印了《十二经正义》、《说文解字》、《广韵》、《玉篇》、《集韵》、《礼部韵略》等大批字书、韵书；和崇文院共同校刻了《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唐书》。国子监还刻印了《灵枢》、《脉经》、《太素》、《齐民要术》等医学与自然科学书籍。 由于金兵南下,宋王朝仓皇南窜,逃往临安(杭州),国子监的出版事业全部毁弃。因而后来南宋的官刻书,多由各州(府、军)县机关、茶盐司、转运司、安抚司、提刑司以及漕司、计台、仓台、公使库,各州、军、郡、县官学和书院等刻印。其实早在北宋前期,宋代各州、府、军、县已能自行刻印。但是地方官府学校大规模刻印图书则是宋室南渡以后的事,传世存本和前人著录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从中还可窥见,刻书侧重正经和正史。如南宋高宗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绍兴府刻印《毛诗正义》四十卷,临安府刻印《群经音辨》七卷。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四川眉山漕司刻印史书七种,合计近五百卷。光宗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印《礼记正义》七十卷。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江右计台刻印《春秋繁露》十七卷。 在大量刻印群经、正史的同时,地方政府和官学还大量刻印文学、艺术、医学、科技等方面的书籍,尤其注意刻印当代人的著作文集。如北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广西漕司刻印《脉经》十卷。南宋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平江府刻印《营造法式》三十四卷。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姑孰郡斋刻印宋洪遵《洪氏集验方》五卷,七年又刻宋李柽《伤寒要旨》一卷,《药方》一卷。绍兴二十一年两浙西路转运司刻印了王安石的《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吉州公使库刻印了欧阳修的《六一居》七集、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高邮军学刻印秦观士集的《淮海集》十卷,《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 宋代私宅家塾刻书也很普遍。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三《宋私宅家塾刻书》条中所列就有四十五家,可见私家刻书之盛。刘国钧在《中国书史简编》中说:“宋代私人刻书大多数是刻正经、正史、诸子、文集等,很少有人刻医书、科技书。因此,可以说宋代私家刻书是官刻书的附庸。”“很少有人刻医书、科技书”这是事实。但说“宋代私家刻书是官刻书的附庸”则不甚符合事实。还是李致忠同志在《宋代刻书述略》中所说的“私宅刻书侧重子、集二部”,更符合实际些。私宅家塾刻书以校勘精确而著称。如廖莹中世彩堂于咸淳年间(公元1265—1274年)所刻《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集》一卷;《河东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皆为廖氏手订,成为二家文集版本之上品。 宋代坊肆刻书异常活跃。坊肆,即书坊和书肆,或称书林、书堂、书铺、文字铺、经籍铺等,所刻印的书籍习惯上称之为坊刻本。由于坊肆主人多为书家,且拥有自己的写工、刻工、印工,可以自编、自刻、自印、自卖,其刻印快、销行广、赢利颇多。因此两宋时代,全国各大城市的书坊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三《宋坊刻书三盛》条中列名者就有二十多家,遍及全国各地,而以浙、蜀、赣、闽、皖为盛。这些地方所刻书分别称为浙本,蜀本,赣本、闽本、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