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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福建海洋文化对福建人的影响 建阳是福建省最古老的五个县市之一，位于武夷山脚下。周围的领域是青山和泥泞的森林。它叫“竹林之乡”。自古以来，造纸行业极为发达，为报纸和印刷提供了有利条件。南宋之时,建阳就成为三大刻书中心之一,所刻之书统称“麻沙本”或“建本”,与浙江临安刻印的“浙本”,四川成都刻印的“蜀本”齐名。其刻书数量居全国首位,且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记载:“宋代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阳为最。”朱熹也曾说:“建阳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 当时,建阳的刻书作坊鳞次栉比,有记载的书坊就有三十三家。尤其是建阳的麻沙书坊与崇化。有诗赞曰:“人峰山色高耸云中,两坊书籍通行天下”。这里的“两坊”即指麻沙和书坊。明嘉靖《建阳县志》也称:当时的麻沙、崇化“五经四书,泽满天下,人称小鲁。”宋祝穆《方舆胜览》一书也曾说:“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因而自宋以来,“图书之府”就成为建阳的雅称。现在建阳麻沙书坊,仍有书林门、积墨池、宝塔等文化遗迹,。 “图书之府”的雅称,还与西晋大臣张华有关。张华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藏书家。《晋书》有传:说他“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唯有文史溢于几箧”。有一次搬家,竟“载书三十乘”世称“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华所”。以至秘书监在著录皇家的藏书时,也要借助他的藏书来校正异同。 相传在他未显之时,曾在建安郡(现建阳、建瓯地带)担任小官。一日,游玩至一洞宫,洞宫主人邀他入内休息,洞中多石室,每室各有奇书。其中一室屋宇甚高,石门紧闭,且有犬守之。问其故,答曰:“此皆《玉京紫薇》、《金真七瑛》、《丹书紫字》诸秘籍”指二犬曰:“此龙也”张华历观诸室书,皆汉前事,多所未闻者。如《三坟》、《九邱》、《梼杌》《春秋》亦皆在焉。张华想借住在此,阅览诸书。此人笑道:“君痴矣,此岂可赁地耶?”即命小童送出。华问地名,对曰:“此琅缳福地也。”从此,“琅缳福地”不仅指传说中天帝藏书之地,也成为后代藏书之家的代名词。 这个故事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它却传达出一些可贵的信息。司马迁作《史记》时,也曾以传说为史。可见传说、野史有时很可能更接近事实。地处建安的“琅缳福地”很可能就是福建最早的藏书之地。即所谓的“图书之府”。 最早居住于福建的主要是当地的土著居民。明代以前,战乱极少波及福建,更不用说建阳了。宋梁克家《三山志》描述,福州一部分辖区“穷林巨涧,茂木深翳,少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唐初之时还是没有完全开发的原始林区。地处深山茂林中的建安郡,则更为避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有“潭阳自古好避兵”之说。《建安志》亦载:“自五代离乱,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故建州备五方之俗。” 从东汉末年起,北方汉人曾四次大规模入闽,也不程度地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书是传播文化的主要媒介,如果没有书作为媒介,难以想像当时文化的传播将如何开展。虽然移民的主要构成者是逃户、流散者、罪犯、及农民起义军余部,但也有许多仕宦、学士入闽。且避乱入闽者、随军入闽者及农民起义军余部中也不乏饱学之士。因而,我愿意相信大量汉人入闽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书籍。尤其是两晋时期,战乱频频,大批文化素养很高、富有才华和魄力的官僚、学者、以及前朝皇族子第,遗老权贵们也都纷纷避乱入闽,他们都可能带来大量的书籍。其中一些藏书家为了避免藏书毁于战火,也带着自己的藏书南迁。如:当时的藏书家刘正舆、傅颖根等人就曾把藏书运往局势相对比较稳定的南方收藏。而山洞应是藏书的理想场所。因此,所谓“琅缳福地”,很可能就是当时这种现象的曲折反映。 藏书历史如此悠久,刻书又始于何时呢?通常认为建阳刻书始于北宋,也有人认为始于唐与五代。据现有资料来看,北宋时期的建阳刻本,虽然由于年代久远,今天保存下来的实物不多,但有前人书目或有关论述中著录的北宋建阳刻本作证,故建刻始于北宋的说法比较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相对而言,建刻始于唐代的说法则显得不那么可信。 始于晚唐一说源于清彭元瑞《于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二《礼仪图》条下所载:“是本序后刻‘崇化余志安刊于勤有堂’。”而宋版《列女传》载:“‘建安余氏靖庵刻于勤有堂’,乃南北朝余祖焕始居闽中,十四世徙建安书林习其业。二十五世余文兴以旧有勤有堂之名,号勤有居士,盖建安自唐为书肆所萃。”彭氏此说,后又被叶德辉《书林清话》、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所转载,孙毓修就说:“独建安余氏创业于唐,历宋元明未替,为书林之最古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描写余氏是“唐宋元明朝市改,一家世业守雕谗”。叶德辉、叶昌炽、孙毓修的论著,在我国早期研究雕版印刷史中流传甚广,影响甚大,至今仍常被学者所引用。 建刻是否真始于唐朝呢?乾隆还对建阳余氏刻书历史进行了专门调查。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乾隆在阅读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的墨迹印本时,看到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