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毕业生违约原因分析-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docxVIP

? ?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毕业生违约原因分析 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 ? ? 潘 健 （南京大学 教育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3） 从2006年培养的2500名研究生开始，截至2013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以下简称“骨干计划”）累计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3.5万名高层次人才，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然而，骨干计划毕业生不履行协议、拒绝回生源地就业的事例日益增多［1］111。教育行政部门也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在2015年骨干计划招生通知中明确规定：“学生毕业后，必须按协议回定向地区和单位就业，不得违约。”政府制定骨干计划的初衷是希望少数民族地区在人才战略的支撑下得到快速发展。因此，毕业生是否回到生源地就业是评估政策效能最为关键的指标。教育行政部门希望通过修改就业规定，杜绝违约现象的发生，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对策式方法。为了减少政策实施发生的偏差，有必要从问题产生的根源出发，挖掘违约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本研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从微观层面切入，试图了解他们违约前的真实心态和实际行动。通过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深入分析他们违约的原因，为提高政策效能提出合适的建议与意见。 一、概念、问题与方法 （一）概念框架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理性选择理论发展而来，继承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推理逻辑，即行动者按照理性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于理性选择理论很少考虑社会结构因素对行动者的影响，学者把制度因素嵌入到理性选择理论并作为其考察的一个中心，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有以下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个体是政治过程的核心行动者，个体展开理性行动的目的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第二，制度是形塑着个体行为的规则集合体；第三，个体对于制度能够作出理性的反应，并且大多数个体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制度作出反应［2］27。因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范式是演绎的、静态的，具有很强的功能主义特点［3］50。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推理逻辑和分析范式，本研究把其作为分析工具，来刻画骨干计划毕业生就业过程中主体偏好及其相互作用。 （二）问题与方法 本研究从该计划就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制度、行动者、社会因素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在微观层面上探究骨干计划毕业生违约的原因。具体分析有如下三点：第一，相关制度规定对骨干计划毕业生回生源地就业起到促进还是抑制的作用；第二，骨干计划毕业生违约现象背后各行动者的偏好及其相互作用模式；第三，影响骨干计划考生就业选择的社会因素。 个案研究法属于质性研究方法。选择该方法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第一，骨干计划毕业生违约个案数量较少，通过量化研究无法对原因作出准确的判断；第二，质性研究方法能够深入认识骨干计划毕业生违约前的真实体会和实际遭遇。本研究要探讨的是在制度影响下，政府、市场和骨干计划毕业生如何选择他们的策略。要理清行动者的策略抉择及其行动后面的主观偏好，就必须依靠访谈法；第三，关于骨干计划毕业生违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充足的理论假设和丰富的资料进行统计检验，因而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质性研究。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选取6名骨干计划毕业生作为拟研究对象。在对6名骨干计划毕业生进行深入交谈后，最终选取4名能为本研究提供丰富信息的骨干计划毕业生作为研究对象。4名研究对象的民族，年龄和生源地等社会特征不尽相同，其基本情况列表如下： 表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二、原因分析 （一）行动者的偏好及其相互作用模式 在骨干计划就业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主要的行动者包括骨干计划毕业生、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培养高校以及用人单位。他们分别代表个人、政府和劳动力市场。 1.求职者——骨干计划毕业生 本研究中，求职者限定为非在职的硕士毕业生和在职的硕士毕业生两类群体。他们的行动偏好基于工具理性，希望在获取更高的学历和学位后，找到更好的舞台发展自己。作为两类不同的骨干计划学生，他们求学期间的成本是不一致的，因而在行动决策上也有所不同。表2简要描述了两类骨干计划学生的经济成本情况。 表2 两类骨干计划学生的经济成本 对于非在职的硕士毕业生而言，他们对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的学费、生活费等经济成本认知程度不够，认为经济成本和非定向研究生是一样的，无需缴纳学费，并且每个月能获得与非定向研究生同样的生活补助。在对机会成本的认识上，他们没有过多地考虑因攻读硕士研究生而损失的“工资”。在选择违约前，他们通常会低估了攻读硕士研究生所带来的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刘艺认为： 学校给我们的待遇和非定向研究生是一样的，我们和他们一起学习，接受一样的考核，我们也不用交学费，每个月领到同样的生活补助。在参评奖学金时，学院并没有区别对待。除了身份是定向生外，学习和生活没什么差别。 对在职的硕士毕业生而言，他们在社会中有更多的实践，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