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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书画鉴定方法的特点 为了真正识别中国传统书法的真实性，中国人通常使用“参考与评估相结合”的方法，即“参考与评估”的组合。所谓的“目鉴”,指依凭视觉观察某一类书画作品的艺术特征。其具体做法是:首先建立书画作品的时代和个人“样板”,然后依据“样板”对某一作品进行鉴别。如若“目鉴”不能解决作品的真伪问题,那么就需要“考订”来进行辅助鉴别。所谓的“考订”就是查找与书画作品相关的文献资料,详细考证作品中出现的文字信息。它以“目鉴”为基础,二者之间相辅相成,有机结合,构成中国传统书画鉴定方法的特点。 20世纪中期,鉴于中国艺术品已有大量流散海外的事实,美国、日本等国借此机会大批吸纳华裔美术史家到国外学习研究,这种做法无形之中推动了中西艺术史研究方法的结合。于是诱导了一些新的书画鉴别方法,其中的“风格学”就是影响较大的一种。 一、 方闻先生的“风格分析” “鉴考结合”是中国传统书画鉴定方法的集中体现。清人钱泳(1759—1844),初名鹤,字立群,号台仙,一号梅溪,今江苏无锡人。此人能诗工书,尤其擅长隶书。著述也极为丰赡,有《说文识小录》、《守望新书》、《履园金石目》、《梅溪诗抄》、《兰林集》等传世。在其《履园丛话·收藏篇》中说道:“考订与词章,固是两途,赏鉴与考订,亦截然相反。有赏鉴而不知考订者,有考订而不明赏鉴者。宋元人皆不讲考订,故所见书画题跋,殊空疏不切。至明之文衡山(文徵明）都元敬(都穆,明代中期著名的书画鉴藏家)、王弇洲(王世贞,明代中后期著名文豪,书画鉴藏家)诸人,始兼考订。若本朝朱竹垞、何义门、王虚舟辈,则专精考订矣。”按照钱氏说法,书画鉴定中的“鉴考结合”始于明代文徵明、都穆、王世贞等人,至清代而大盛,延至今日遂成为书画鉴定的固有方法。综观20世纪的诸位书画鉴定大家,如张珩、徐邦达、谢稚柳、刘九庵、启功等,其方法无一不是“鉴考结合”。美国的方闻先生20世纪虽然以“风格分析”的书画研究方法迥异于上述诸位大家,但依旧逃脱不掉“鉴考结合”的囹圄,一瞥其代表作《心印》即可晓畅流利,明白如话。 但是,方闻先生的“目鉴”却与上述诸位鉴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他所采用的方法是“风格分析”。其学术之源是美国美学家夏皮罗、瑞士美术史家沃尔夫林以及美国艺术史家库布勒等学者“形式分析”与“风格史”的学术思想。毋庸置疑,方闻先生的研究方法是西方人鉴别中国书画作品的一个典型代表。那么,方闻先生的“风格分析”究竟是如何运用的呢?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风格分析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瑞士著名的美术史学家海因利希·沃尔夫林(1864—1964),此人曾先后就学于巴塞尔大学、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他的研究特色是把文化史、心理学和形式分析统一在美术史的研究系统中,并不过多地关注艺术家本身,而艺术品本身才是他始终尤为心仪的话题。在他看来,美术史应该是一部有诸多艺术作品所构建的历史,那么在此基础上,对相关艺术作品的分析才是美术史研究的根本任务。沃尔夫林的上述思想即可囊括“风格分析学”的学术思想与研究取向:以文本研究为基础,重视作品的形式分析。 这种研究思想后被方闻先生运用到对中国传世书画作品的分析中来,他按照作品中空间表现方法的演变特点,把中国明代以前的山水画作品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8世纪至11世纪,唐代到北宋初期,宋人山水):该时期的山水画构图是自前至后、由近到远,画面被分为三个层次。画家用平面的表现方式描绘出物体的正面形象,同时按照题材的不同进行重叠排列,这种处理手法的使用,使得此时期的山水画面缺乏一种连通的感觉。 第二个时期(11世纪末至12世纪,北宋后期到南宋中后期):该时期的山水画造型与物体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前期的不连通性已不复存在。画面中山石的结构主要靠淡墨渲染,并运用了皴法。画面柔和,气氛自然,远近不同的山体连续排列,统一在一个和谐的意境之中。 第三个时期(13世纪末至14世纪,南宋末期到明代初期,明人山水):该时期的山水画、画中景物在空间上已经完全连通,具备了三维的空间效果。画面的纵深感、连贯感较之前期大大增强。同时,其笔墨变化与皴染层次也极为丰富,创造出一派逼真的境界。这种画面效果在明清以后的山水画面中,大多都具备这样的艺术特征。 上述三个分期,就是方闻先生运用西方的“风格分析”结合中国绘画(具体指山水画)的特征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他以此为“样板”,对传世的中国绘画进行鉴别断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书画鉴别方法。 众所周知,中国人分析鉴别书画所建立的“样板”大多集中在笔墨。这种方法包含着辨识笔墨结构的因素,也具有辨识笔墨的力度、韵味、气息的因素。这种方法要求鉴定家具有丰富的赏鉴经验,甚至谙熟书画创作的基本技巧与程序等,但对于西方人而言,无疑显得异常的深奥。西方人根据他们的学科知识和思维习惯,经常会把绘画中的点、线、面做成有科学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