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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贯通与渐修顿悟宋明理学与佛学关系蠡测格物贯通与渐修顿悟之比较 在宋代明理学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地关注宋明理学与佛教的关系，即宋明理学是如何吸收和借鉴佛教思想资源的。囿于传统观点的制约, 学界大体认为佛学的刺激及其提供的思想资源是宋明理学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事实上, 通过比较宋明理学与佛学中的相关概念的异同, 如“格物贯通”与“渐修顿悟”, 我们可以发现, 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固然得益于佛学的刺激, 但更多的是儒学自身思想演变的结果。本文谨在这一方面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 一、 学者争讼不已 宋明理学与佛学关系话题, 在宋明时期已经是学者争讼不已的问题。明末以来, 宏观考察宋明理学与佛学关系成为了学术界讨论的重要问题, 大体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 《唐书》“半传”式的“阴释”说 “阳儒阴释”的提出最早始于晚明学者对阳明学弊端的反思。王夫之曾说:“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 流害以相激而相成。”清代考据学兴起后, “阳儒阴释”被用以说明整个宋明理学与佛学的关系。江藩说:“盖宋儒言心性, 禅门亦言心性, 其言相似, 易于浑同, 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彼法矣。”这一说法到晚清时依旧十分盛行, 如梁启超认为:“唐代佛学极昌之后, 宋儒采之, 以建设儒表佛里的新哲学, 至明而全盛。”我们必须看到, 这一时期不同阶段的学者批评宋明理学“阳儒阴释”的目的不同。明末清初学者认为批判吸收佛学的心学是为了重振儒学“扶危定倾大经大法”;清代汉学家从汉学与宋学的学派分歧出发, 认为宋学流入“彼法”而偏离了儒学学术的正途;晚清学者则是以重振儒学刚健活力为目的。 (二) 明心见性的文学修为方法之痕迹 民国以后, 随着现代哲学研究方法的引入, “儒佛合流”逐渐取代“阳儒阴释”, 成为概括宋明理学与佛学关系的观点。容肇祖认为:“本来程朱的学说也是从禅学得来的, 但是程朱的融化力大, 改造力高, 引证修饰已成新儒家言, 不似陆学直接显出明心见性、顿悟等禅学的修为方法的痕迹。”钱穆说:“程门诸子, 率承二程之风, 而多流于禅悦, 亦二程之学脉则然。”冯友兰也说:“宋明道学之基础及轮廓, 在唐代已由韩愈李翱确定矣。而李之所贡献, 尤较韩为大。其学说受佛学之影响, 尤为明显。”较之之前的“阳儒阴释”说, 这一说法排除了政治和学派分歧的影响, 较为客观地说明了宋明理学与佛学的关系。 (三) 宋明理学与法学 近代新儒家认为宋明理学与佛学虽有相同之处, 但二者主要是“偶同”, 并非宋明理学刻意采用佛学的说法。唐君毅指出, “这种说法 (阳儒阴释) 是不正确的, 它或可适用于晚明儒学, 对宋初儒学不适合。宋儒多是反对佛学的, 其反对的理由不必皆能成立, 其对佛学的了解亦有不足之处, 但其反对佛学则是真诚的, 其反对之所依的正面思想, 绝不能说来自佛学。”牟宗三说:“宋儒受佛教的影响与刺激, 是不言而喻的铁一般的事实。焉有应运而生的学术, 可以不接上时代?然而万不能说他们是‘阳儒阴释’”。尽管新儒家反对过分突出宋明理学与佛学的相似性, 但他们并不否认二者之间的联系。如徐复观以陆象山为例, 指出宋明理学中的许多概念与佛教关系密切:第一, “心即理”与禅之“明心见性”相同。第二, 由辨志以立其大本, 不主张由语言文字及形式入手, 此与禅宗之“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形似。第三, 剥落物欲与禅宗“闻涂毒鼓, 丧身失命”的教人方法相似。 通过回顾清以来学术界对宋明理学与佛学关系的看法, 我们可以发现, 尽管以上三种观点对宋明理学与佛学关系的解读有所差异, 但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同之处, 即三者都认为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利用了佛学的思想资源, 它们的血脉中流动着佛家的思想。然而, 笔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如果我们细致爬梳宋明理学与佛学相似概念的异同, 可以发现宋明理学的解读与佛学的说法有着很大的差异, 而这些差异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宋明理学与佛学的关系。下文将尝试通过比较“格物致知”与“渐修顿悟”的异同, 说明宋明理学与佛学关系存在着重新解读的空间。 二、 程朱法理学的“格物贯通” 就思想史的发展过程而言, 无论是佛教的“渐修顿悟”还是朱熹的“格物贯通”都有各自形成和演进的脉络。中国佛教的“渐修顿悟”理论最早在晋宋年间的“小顿悟”与“大顿悟”的辩论中被提出, 然后在隋唐宗派佛教的判教理论中展开, 最后在南北禅“渐修顿悟”的争论中定型。程朱理学“格物贯通”的演化过程则较为简单, 它初创于程颐, 由朱熹将其完善化、系统化。因此, 许多学者自然而然地认为“格物贯通”是程朱理学在吸收佛教理论基础上提出的, 它也就成为程朱理学“阳儒阴释”的证据。但如果详细考辩二者的理论内涵, 我们会发现, “格物贯通”与“渐修顿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将“格物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