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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实学思潮之我见 明末，由于王阳明的普及，学者们的学风“不是看，而是说”（黄宗羲），空洞的书是极端的。有的打机锋弄隐语,几近狂禅。针对明末学风的空疏,清初一些学者起而提倡“实学”。所谓“实学”,用当时颜习斋的话说就是“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而贯穿这所谓“实学”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经世致用的精神。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反对学术研究脱离当前的社会现实,强调把学术研究和现实的政治联系起来,而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发挥自己的学术政治见解,并用于改革社会。被称为清初三大儒的黄宗羲、李颙、孙夏峰不用说,其他如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魏禧、朱之瑜、陆世仪、方以智、傅山、颜元、李墚、王源、刘献庭、顾祖禹等等,都是这一思潮中的主要人物(他们提倡的程度和方面,各有不同)。从地域上说,当时有两个中心,一个是江、浙一带,黄宗羲、顾炎武、唐甄、魏禧、陆世仪等是其代表;一个是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孙夏峰、李颙、傅山、颜元、李螨、王源等是其代表。他们的社会学说是一致的,都提倡一种与传统的理学不同的崭新学风,评论时政,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匡时济民”的社会改革方案。然而,在哲学上他们却各有千秋,有的是唯物论者,有的是唯心论者,有的信仰程朱,有的信仰陆王,有的折衷程朱、陆王,有的既批判程朱又批判陆王,呈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深入地研究这一思潮,该是很有意义的。 学以致用,是先秦孔派儒学的传统。宋代兴起的新儒学即所谓理学(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这个传统,专讲道德性命、修身养性,不务实际。特别到明末的王阳明后学,束书游谈,几近狂禅,学问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明之季年,道学弥尊,科甲弥重,于是黠者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朴者株守课册,以求功名。致读书之人,十无一二能解事者。”(纪昀:《泺阳续录》三,《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甲申革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总结明亡之经验,他们深感书生空谈误国。黄宗羲说:“夫儒者均以钱谷非所当知,徒以文字华藻,给口耳之求,不顾郡邑之大利大害。”(《徐瘦庵墓志铭》,《南雷文约》卷四)赵翼总结明末书生之弊说:“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二十二史札记》二十六)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教训的基础上,深感必须返虚就实,矫正学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颜元“其说于程朱陆王皆深有不满,盖元生于国初,目击明季诸儒,崇尚心学、放诞纵恣之失,故力矫其弊,务以实用为宗”(《存学编四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七),这种以实用为宗的学风,也就是他们提倡的经世致用的新学风。 这种新学风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点: 1. “当世之务”的涵义 顾炎武说:“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二》》,《亭林文集》)“务当世之务”,密切联系社会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是经世致用学者的为学宗旨。朱之瑜说:“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生民之不遂。”(《与冈崎昌纯》,《舜水遗书》卷八)他们把天下、邦国、生民之事都作为“当世之务”的具体内容。李颙说:“学人贵识时务……道不虛谈,学贵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女耳,亦可羞已!”(《二曲全集》卷七)这种康济时艰的精神,与理学的空谈学风,形成显明界限。 2. 贤圣指为血路也 经世致用学者都提倡勇于任事的精神,潘耒称道顾炎武说:“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日知录》卷首)黄宗羲说:“扶危定倾之心,孖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不容但已。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容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贤圣指为血路也。”(《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南雷文约》卷一)这种“不容已”的精神,可以说是对时代的一种责任感。他们认为,圣贤与佛、老的区别,正在于此。颜元说:“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不然矫言性天,其见定静,终是释迦、庄周也。”(《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因此,颜元立志“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年谱》卷下)。刘献庭甚至认为不能“斡旋气运”,“利济天下”。就不能称为人。 3. 反对“附异化” 经世致用学者们要求独立思考,有所创新,绝不蹈袭古人。顾炎武批评明代学风弊病说:“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卷十八)强调凡所做学问“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日知录》卷十九)颜元则强调“立言但论是非”,反对“附和雷同”,他说:“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同异。是,则一二之见不可易也;非,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竟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