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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论道德理性与修养功夫 刘宗周是明代的最后一位儒家学者和明代心理学的结合物。他对理学的重要概念“意”给予新的解释和特别强调,意欲接治王阳明及其后学的种种流弊。他围绕诚意慎独宗旨所进行的说明和论证触及道德理性的深层含蕴,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容。 一、 “致通俗,为天”的“理性”之学 “意”是刘宗周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对意字的特殊定义和阐释,是刘宗周与程朱陆王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纠治王门后学“猖狂自恣”、“情识而肆”最重要的理论工具。在刘宗周看来,宋明儒的修养功夫,总不出程朱、陆王两种途径。程颐、朱熹将《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平铺并列,未能以一道德修养的中心概念贯穿始终。程朱在《大学》中最注重格物和诚意两概念。格物是即物而求其理,诚意是使心之所发归于善。但格物所得者为实证知识,即物理,而所求者是直接服务于道德修养目的的性理。如果想格物对于诚意有助益,必须把实证知识通过类比、投射转换为道德知识,即物理变为天理。所以程朱的修养功夫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致知和涵养互相促进,“因明致诚,因诚致明,诚明两进”。但物理到性理的转换是一种洞识,一种境界,如果没有这种洞识和境界,必然陷入对具体的实证知识的追求而不能对身心性命的修养有所裨益。即使朱熹所谓豁然贯通的境界,达到“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地步,仍不能保证所致之知必上升或转换为天理。所以程朱这种功夫途径,对于以道德修养为首要之务和最终目的的儒士来说,确实有“游骑无归”的危险。王阳明正是看到了这种危险,他从少年格竹的失败及龙场的“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中,看出程朱这种功夫途径与所追求的目标即格物与诚意之间的分离,王阳明尖锐指出:“先儒解决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传习录》下)他体察到“天下之物本无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后来王阳明从自己“百死千难”的复杂经历中提炼出“致良知”三字宗旨,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功夫,“致良知”贯《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统为一事,将道德修养与知识活动融合起来,贯彻于一切时一切处。王阳明的功夫途径归结到一点,就是“动时念念存天理去人欲,静时念念存天理去人欲”。但王阳明判断意念正否的根据是良知:“知善知恶是良知”,而良知本身也是一种识,它是否必然为“良”?虽然王阳明以其丰富的实际体验和深刻的理论思考,能够做到“开口即得本心,不用假借凑泊”的程度,但从理论上说,良知作为是非善恶判断的根据,它本身却不必保证无恶的杂入。王阳明后学中的良知现成派,特别是浙中王畿、泰州罗汝芳等,借王阳明“推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这一致良知的正解,倡“先夫正心”之学,主张“一任本心”、“顺适自然”,使行为准则、是非标准中有可能搀入属于个人意气、主观意志等等的东西,背离作为特定社会道德规范的“天理”。实际上,在泰州后学何心隐、李贽这里,对“天理”的逸出甚至叛离是很明显的。 刘宗周看到了这一点,他欲矫程朱、王阳明及王门后学之弊,试图在理论上寻得一种行为的先天主宰、是非判断的先天准则。由此,刘宗周拈出“意”字,以诚意慎独为宗旨。他在理论上所做的工作,就是围绕意字,从理气、心性、性情、格物致知等诸多方面加以说明,批评程朱、王阳明及王门后学。 二、 “意义”一词的内容 “意”作为哲学概念,源出《大学》,刘宗周给了它新的解释。若详析其义,可有如下内容: 1. “意”只是善“恶”,也不是“善” 朱熹解《大学》,把“意”字定义为心中生起的念头。刘宗周不同意这种解释,他批评朱熹说:“意者心之所存,非所发也。朱子以所发训意,非是。传曰:‘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言自中之好恶,一于善而不二于恶。一于善而不二于恶,正见此心之存主有善而无恶也。”(《子刘子学言》,《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287页)意思是说,“意”不是心中发生的念头。念是已发,而“意”是未发。见好色而爱之,见恶臭而恶之,这是“念”,属已发边事。但此已发必遵循心中本有的好好色、恶恶臭的“意”。这个“意”即存主,是念头发生所依据的最初意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与心共始终的一种存有,是纯善无恶的。刘宗周把这种意向比作指南针向南的特性,他说:“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止言心,则心只是径寸虚体耳。着个意字,方见下了定盘针,有子午可指。然定盘针与盘子终是两物。意之于心,只是虚体中一点精神,仍只是一个心,本非滞于有也,安得云无!”(《明儒学案》,第1552页)在刘宗周这里,心、念、意三者区别甚为明显,心是虚体,它是发生、盛贮念的,意是念的发生所遵循的方向。念属于可体验到的形下心理现象,意则从念的方向性上推知,属形而上。就如指南针,其现实的指向是念,其必指向南的性质是意,二者非为一物。意是心念中决定此心念方向的“精神”,是一种潜在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