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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与皖湘战略研究 湘军集团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形成的由曾国藩领导的军事和政治团体。该集团不仅包括军事和政治事务，还包括与程朱理学密切相关的文化集团。从理学史的角度看, 湘军集团的兴起、成员组成、指导思想、战略战术等均离不开程朱理学, 湘军集团是咸同时期最为活跃, 也最有影响力的理学经世派。从某种程度上说, 程朱理学是湘军集团的思想灵魂, 二者相互依存。 一 “人是孔子”与“初步改革开放”相结合 湘军靠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起家, 而农民起义的斗争目标之一就是程朱理学所维护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太平天国除通过军事手段进行武装斗争外, 还直接从文化思想上对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批判。这种批判在定都天京前后达到高潮。当时敌对双方都有这方面的文献记载。清政府的维护者描述说:“贼改南京为天京, ……出示以读孔、孟书及诸子百家者皆立斩”1;“敢将孔孟横称妖, 经史文章尽日烧”2。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日》在记载洪秀全天堂异梦时则称:“天父上主皇上帝……又推勘妖魔作怪之由, 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天父上主皇上帝……指主 (即洪秀全) 看曰:‘……这是孔丘所遗传之书, 即是尔在凡间所读之书, 此书甚多差谬, 连尔读之, 亦被其书教坏了。’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责孔丘曰:‘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 致凡人不识朕, 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孔丘始则强辩, 终则默想无辞。天兄基督亦责备孔丘曰:‘尔造出这样书教人, 连朕胞弟读尔书亦被尔书教坏了!’众天使亦尽归咎他。主亦斥孔丘曰:‘尔作出这样书教人, 尔这样会作书乎?’孔丘见高天人人归咎他, 他便私逃下天, 欲与妖魔头偕走。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差主同天使追孔丘, 将孔丘捆绑解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 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 鞭挞甚多, 孔丘哀求不已。”3当时, 诸如孔子逃下凡间, 变妖惑人, 招致上帝斥责的故事在东南地区流传甚广。在此思想指导下, 太平军对孔子权威表现出极大蔑视, 在孔庙的旧址“或堆军火, 或为马厩”, “任意作践”4。太平天国印书《诏书盖玺颁行论》称:“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 皆不准买卖藏读也, 否则问罪也。”5太平天国还成立了删书衙、诏书衙、诏命衙、镌刻衙、刷书衙等专门机构, 有组织地删改儒家典籍。 尽管太平天国及其主要领导人对待孔子及儒学的态度是复杂的、变化的,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有失于简单、极端之处, 但就总体而言, 太平天国对中国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形成了强有力的威胁、冲击和扫荡。湘军首领曾国藩曾痛心疾首地说: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 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 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6。 程朱理学作为清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 封建礼教的危机实际上就是程朱理学的危机, 因此, 宗奉程朱理学的士绅阶层在这场千古未有之奇变中所表现出的立场可想而知。仅就文化思想而言, 太平天国起义不仅堵塞了他们的科举之路, 而且直接冲击他们的思想信仰, 破坏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士绅阶层作为维护封建王朝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 居于四民之首, 掌握着地方社会的领导权。咸丰三年 (1853) , 迫于绿营兵的腐败无能, 清政府下令各省普遍兴办团练, 而团练依赖士绅阶层领导, 这样, 士绅阶层 (程朱理学的宗奉者) 就与军事武装结合在了一起, 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主要力量。 湘军集团就是缘此背景发展起来的, 士绅、儒生在其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士绅、儒生中, 宗理学者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湘军集团成员构成, 大致可分为首脑人物、骨干分子和一般人员三部分。 首脑人物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 均有理学背景。学界对此多有论述, 此不重复。 骨干分子主要指重要幕僚和军官。据朱东安统计, 湘军集团骨干成员约475人, 其中文职人员211人, 有生员以上功名者208名。而文职人员中专治文学、汉学、公羊学、科学者占少数, 宗奉理学者居多。从籍贯上看, 他们并不局限于湖南一省, 而是来自安徽、江苏、江西等二十余省。7因此, 从一定意义上说, 湘军集团是一个战争期间流动的宗理学者的大本营。这一群体中较知名者有湖南籍的罗泽南、刘蓉、郭嵩焘、李元度、刘长佑、丁善庆、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贺兴范、钟近衡、刘典, 江苏籍的成孺, 安徽籍的黄彭年、涂宗瀛、方宗诚、杨德亨、程鸿诏、洪汝奎、倪文蔚、何慎修、甘绍盘等8。刘熙载、万斛泉则长期执教于胡林翼、曾国藩所办的书院。 一般人员主要指普通幕僚和官兵, 他们在思想上以前两者为转移, 本身影响较小, 故本文不作讨论。 我们把湘军集团视为以“义理经世之学”相标榜的理学群体, 这不过是就总体学术趋向而言, 并不意味着整齐划一, 且不论理学以外的学术派别, 即使号称以理学为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