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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绍彬古碑考 高丸京纪念碑的发现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影响（1）。限于各方面条件,特别是资料匮乏,反响虽很热烈,但有深度的研究尚未见到。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外界目前掌握的可靠资料并不多。为给国内外学者深入研究此碑提供必要条件,兹不揣浅陋,向林沄、魏存成、徐建新、孙仁杰等先生提供我的拍摄资料,以期各自开展研究。这一碑文补释文本,未遑臻备,抛砖引玉。 一、 《集安高丽碑》的简介 2012年7月29日,吉林省集安市麻线村五组村民马绍彬在麻线河边发现一块状似古碑的大石板,运到家中保护起来。发现有字之后,立即给文物保护派出所打了电话。文物保护派出所当即向集安市文物局作了报告。文物局迅即派人到现场调查。由于石碑漫漶较重,当时未看清文字。 8月9日,通化、集安党政网络均报道了此事。8月10日,《北方法制报》以《村民发现文物及时报警受表彰》为题,作了报道。 8月10日,得此消息的《新文化报》通化记者站站长卢红约请通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王志敏先生来到集安麻线,现场甄别该石碑的文物价值。碑上的文字为汉字隶书,从当时认出“不得其”等字字体和笔法判断,此碑年代当为魏晋时期。 8月14日,集安市文物局组织专业人员周荣顺捶拓了第一张拓片,碑之下部大部分文字均可识读,现场认出“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祭祀”“亦不得其買”“碑文”等字,字体与好太王碑相似,判定是高句丽时期石碑。然后,集安市文物局安排耿铁华、王志敏、孙仁杰、高良田等开始集中研究。到11月初,初步弄清此碑文字应为218个字,已释读156个字,认为该碑应是好太王为其先王所立的石碑。 11月4日至6日,集安市文物局根据国家和省文物部门的意见,组织专家组到集安鉴定、考释此碑。集安市政府主持召开了“2012年文物专家论证会”。专家组组长:林沄。成员有:魏存成、张福有、徐建新、耿铁华、孙仁杰。省文物局金旭东、郑国君及集安市有关部门和人员参加了鉴定、论证活动。专家组听取了集安市文物局作的石碑发现情况报告,到麻线河现场作了考察,观察了石碑,开展了初步讨论。一致认定,这是一通高句丽石碑,将其定名为:集安高句丽碑。 2013年1月4日,《中国文物报》在第2版左下方以较大篇幅报道了此事,署名为:“集文”。题为:《村民发现并报告文物部门吉林集安新见高句丽石碑》,配发了《集安高句丽碑位置图》和《集安高句丽碑拓片》,首次公布了初步考释的140个字的碑文。 2013年1月15日,《新文化报》在B02版刊发记者卢红的专题报道,以《集安发现高句丽时期记事碑》为题,报道此事,扼要介绍了专家组成员林沄、魏存成、张福有、徐建新、耿铁华、孙仁杰的考定意见。 2013年2月20日,《中国文物报》在1版左下方刊发望山《吉林集安新发现的高句丽石碑在韩国引起强烈关注》,有人认为该碑是伪刻,其主要依据是所谓“天道自承”的“道教惯用语”,其实是作者断句错误,将“……世,必授天道”“自承元王,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两句连读所致。 2013年2月28日,由集安市博物馆编著的、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集安高句丽碑》一书印出(2)。此书是集安高句丽碑的第一部著作,包括专家组论证意见、前言、出土纪、调查、释文、书体比较、研究、价值、技术保护报告、日志等,将好太王碑、中原高句丽碑、冉牟墓志作为附录,连同28幅插图、43幅图版,一并发表。 二、 该碑的形制和“三字”,均有潜力,自然气象;其碑上所示,积极影响,应一以贯之,又以其文创本 2012年8月23日清晨,我在孙仁杰先生的引领下,到石碑出土地了解情况。该地位于麻线河右岸河边,石碑出土点保持原样,可见一个直径约50厘米的圆坑。用我带的手持GPS测得圆坑中心点的坐标是:北纬41°05′910″,东经126°08′830″,海拔173米。 11月5日,我应邀以“2012年文物专家论证会”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再次到石碑出土地考察。 12月1日,我在迟勇先生的引领下,到石碑发现地附近的建疆、红星采石场考察。这两处采石场的石质都是花岗岩,与石碑材质相同。就石头颜色和石英含量看,红星采石场粉黄色石材更接近石碑,石碑的石材,当出自红星采石场,并非出自集安五女峰古代采石场。 经过集安市文物局详细测量,得知该碑残高1.73米,宽0.606-0.665米,厚0.21米。下部榫头高0.15-0.195米,宽0.42米,厚0.21米。石碑重464.5公斤。 该石碑呈“圭”形,两侧均无文字。 碑阳,石面略凸,整体上不如碑阴平整、光洁。文字为阴刻,汉字,隶书。布局得当,竖书,自右至左共10行。原碑文一般认为应有共218字。从拓片看,亦有可能为217字。第1至5行和第7至9行,每行22字。第6行前二字形似“廿家”,较大,似为二字占三格,21字。否则,亦应22字。第10行,20字。右上角因残损而失去9个字。由于长期受河水沙石冲刷,致使朝河心方向的碑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