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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玉龙围堡群建筑调查 一、 地理单元的权力以开拓市场,建构了职业或家庭的“围堡”、围堡群 龙岗是深圳客家最重要的居住区。他们传统的住宅建筑集中在该区的龙塘、坪地、平山、横岗等市，其他市分散而罕见。因此, 本文即以该区的客家民居作为讨论对象。 龙岗客家的民居在建筑用料、建筑形制上与闽西、赣南有所区别, 而与粤东北“围龙屋”之间却存在着源与流的关系 (如坑梓黄氏早期所建“新乔世居”等民居的后部, 仍筑有一弧形围屋) 。但这之中, 既有继承, 又有创新:它的三合土夯筑技术、中轴对称、祠堂居中、聚族而居、前有水塘、后有高墙的模式, 让人不容置疑地感到与粤东北的一脉相承。但是, 它注重防御, 表现出的全封闭性又展示着只属于自己的地域风格。那巍然而立的围壁, 壁上排列规整的枪眼、炮窗, 环绕女儿墙内侧可供兵员调动的屋顶“走马廊”, 耸立在围墙四角的多层高大碉楼 (坑梓“新乔世居”、“青排世居”等有6个, 龙岗“鹤湖新居”建有8个) 拉开一副戒备森严的架势。这种建筑的防御性并不是建筑上的“惯性”所致, 而是深圳客民社会生活的需要。 如套用时下一般使用的“土楼” (闽西) 、“围 (龙) 屋” (粤东北) 、“土围子” (赣南) 等词汇来称呼龙岗客家民居的话, 总感到分量不足以体现它们的神韵。笔者不止一次伫立在坑梓“龙田世居”、“长隆世居”、“青排世居”……的禾坪上, 仰视这一座座仿佛随时都能投入自卫战斗的城池、堡垒, “围堡”一词蓦然闪现脑际。笔者暂且就用“围堡”来指称龙岗客家民居的代表性建筑, 以待同行高人为其赐以“佳名”。 客民的围堡群, 是龙岗, 也是深圳弥足珍贵的人文财富。它们凭借着一身的历史风尘及其恢弘的气派, 当之无愧地应成为深圳客家集聚区土地上的标志性建筑。 二、 深圳客家围场的历史和规模 (一) 两次“迁界” 深圳境内的原住民大部分为操“土白话”的粤人, 东北界域 (如坑梓) 还有操土话称作“半江话”或“粘米话”的闽南人。 清初的“迁海复界”之举, 引发了客民向广东沿海的播迁, 使得深圳地区的人口构成发生相当大的改变。为方便读者, 兹将“迁海复界”的史实略述如下: 清世祖顺治初年统一全国后, 为摧垮郑成功的反清复明力量, 巩固东南一方政权, 于顺治十三年 (1656) 6月颁布《禁海令》, 又于顺治十八年 (1661) 8月正式颁布《迁海令》 (亦称“迁界令”) , 其主要内容是:一、迁海范围为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二、沿海滨向内若干里 (福建为三十里, 广东为五十里) 居民官兵全部迁移到界线以内, 界线由各地官兵划出, 禁“军民人等私出境外”, 违者处斩。 但迁海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 郑成功等人的势力仍活跃在东南沿海。康熙三年 (1664) 3月, 第二次实施迁海。两次迁海, 给沿海诸省居民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经济损失, 迁海区的原住民不得不携妻将子远走他乡。 直至康熙七至八年, 在朝廷多位官员上疏, 力陈迁海种种弊端, 提出部分展界, 恢复部分村庄耕地、渔场后, 清廷才降旨局部展界 (迁海区的全部展界要到郑克爽投降之后的康熙二十三年) 。从复界起, 特别是雍正四年 (1726) , 政府又公开招募民人开垦额外荒地后, 受清廷垦殖政策鼓励的一些客民就由江西、福建或本省的惠州、潮州、嘉应州等处, 先后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继踵而集深圳 (即当日之新安县) 。龙岗当年虽然并不在“迁界”之列, 因处于界边, 同样深受迁界之累, 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客民的移民潮也就跟着卷进了龙岗, 乃至深圳、香港。他们在新居地繁衍生息, 人口日盛。这些后来者渐渐“反客为主”, 先前的原住民迁走的迁走, 同化的同化, 少数留居当地的原住民对外全部使用客话交际, 所以现在的龙岗, 基本上可以视为“纯客住区”了。 (二) 荣田和龙田和光昌人 客民移入深圳后, 一般要经二代人, 约五十多年的艰苦创业, 才能有力量修造城堡式的供族人聚居的宅所。从笔者目前得到的深圳龙岗围堡资料看, 最早的围堡建于乾隆年间。坑梓镇秀新村黄氏族人的“新乔世居” (当地也称“新乔围”) , 就是在乾隆十八年 (1753) 营造的, 属于龙岗“复界”后客家人的第一批围堡。到今年, 它已历经246年的岁月风霜, 可能是深圳地面上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客家大型民居中最为古老者。 一些国家一百年左右的建筑物, 就会有人自豪地告诉你:“这是古代建筑!”有关单位会郑重其事地在其墙壁钉上历史文物的标志牌, 以示它的身份和表示受到保护。在我国, 也许是因我们的历史太漫长悠久, 不少四五百年的建筑都在听凭风雨的侵蚀, 就别说一二百年的东西了。令人欣喜的是, 深圳市规划设计院龙岗分院于1999年6月举办的“龙岗区客家民居保护规划公众咨询展” (以下简称“咨询展”) 中, 已将“新乔世居”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