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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桑卡纳法尼在巴里斯坦与阿拉伯国家之间 格桑卡纳法尼是现代巴基斯坦的著名作家，热情于爱国主义。自1948年第二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建立以色列国以来,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进行了四次中东战争。被以色列逐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多达一百八十万。他们分别流落在黎巴嫩、约旦、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留居在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也同样受到以色列当局的歧视和迫害。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与帝国主义操纵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斗争中,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巴勒斯坦人民武装力量也不断壮大,他们展开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希望重返家园,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文学艺术是生活的形象反映。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了当代战斗的巴勒斯坦文学,出现了叶海亚·耶赫里夫的短篇小说集《母驹》、赖沙德·艾布·沙维尔的长篇小说《情人》、赛勒瓦·巴娜的长篇小说《大河彼岸的新娘》、因·阿比丁·候赛尼的短篇小说《海米斯先生死去》,以及哈伦·哈希姆·拉希德的诗《和流亡者在一起》与《革命的土地》、陶菲格·齐亚德的诗集《埋好死者,起来战斗!》、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的诗集《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和《我的爱人从梦中醒来》、拉希德·候赛因的诗集《花与刺》等一系列优秀作家和作品。其中,格桑·卡纳法尼又是最有影响的一位作家。他的创作有力地表现了巴勒斯坦同胞的悲惨遭遇、困苦生活,以及他们的觉醒和反抗。他的中篇小说《阳光下的人们》更是烩炙人口,被公认为是当代巴勒斯坦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格桑·卡纳法尼,1936年生于巴勒斯坦加沙市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律师,爱国主义者,曾因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坐过牢。1948年5月,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年仅十二岁的格桑·卡纳法尼随同家人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先后流亡到黎巴嫩和叙利亚。他中学毕业后,一面在大马士革大学学习,一面在巴勒斯坦难民营执教,就在这时,他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他早期的短篇《被偷去的衬衫》曾获科威特短篇小说一等奖。这篇小说是他本人在巴勒斯坦难民营执教时生活体验的结晶,它形象地描绘了难民营同胞的可悲生活。1960年,他到贝鲁特,干过一段时间新闻工作,当过贝鲁特《安瓦尔报》的编辑,写过许多政论文章。 格桑·卡纳法尼五十年代初就积极投身于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他把自己的全部活动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为争取恢复自己民族的合法权利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曾访问过中国,并写有关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游记。他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恐惧和仇恨,1972年7月8日,年仅三十六岁的格桑·卡纳法尼惨遭以色列恐怖分子暗杀。他是巴勒斯坦作家中,不仅用笔,而且用鲜血献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辉榜样。 格桑·卡纳法尼的重要作品,除《阳光下的人们》(1963)外,还有中篇小说《萨阿德大妈》(1969)、《重返海法》(1969)、《给你们剩下的》、以及短篇小说集《十二号病员之死》、《忧伤的柑桔地》、《不属于你们的世界》、《人和枪》等。此外,他还写有论述巴勒斯坦被占区文学的专著《被占区的抵抗文学》,是研究巴勒斯坦文学的重要资料。 中篇小说《阳光下的人们》创作于1963年。主要描写三个巴勒斯坦难民,为了摆脱贫困,幻想到所谓黄金之国的科威特,挣上一笔钱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由于没有离境护照和足够的路费,他们不得不在烈日炎炎的盛夏八月,藏在一辆盛水汽车的空铁罐里偷越边境,由于车子在边防哨卡多耽误了一些时间,三个人都被闷死在盛水车的铁罐里。 小说的主人公,三个年纪不同的巴勒斯坦难民:艾布·盖斯、埃斯阿德和玛尔汪,代表着三代人。出境之前,他们都去找过一个办理把人从巴士拉偷运到科威特的机构,都因为不满那里的负责人胖子的勒索,才搭乘了艾布·赫祖朗的运水车。这三个人,不仅经历各不相同,而且每个人的爱好、个性也是迥异的。 艾布·盖斯是久居乡下的老年人。他有温顺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子,也曾有过幸福的家,有过十棵粗大的橄榄树。可是战争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家园,成了难民营中的一员,靠着微薄的救济粮糊口。为了使儿子盖斯能上学,为了再买上一两棵橄榄树和重建一所房子,他听信了曾去过科威特的朋友萨尔德的话,决心不再“象只老狗一样,蹲在简陋的房间里”,而要去科威特碰碰运气。他忠厚、老实,对世事知道甚少。在与偷运机构的负责人胖子谈判时,他只是一再乞求胖子少收几个第纳尔;在与艾布·赫祖朗谈判时,他也显得没有经验。他是热爱自己乡土、家园和亲人的老一代巴勒斯坦难民的代表。 埃斯阿德是个青年。他比艾布·盖斯要精明一些,对世事也了解得多一些。在与胖子谈判偷运问题时,他曾对胖子大声喊道:“我付给你十五个第纳尔,没关系!但要在我到达之后,而不是之前。”因为他曾有过在被偷运到伊拉克的中途被经办人扔在沙漠中的教训。在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