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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巴关系中的两个民族问题 17日至18日。1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外交秘书在最近的伦敦举行了就和平与安全、克什米尔和其他话题的磋商，这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今年的第三轮“全面对话”开启了大门。印巴和平进程自2004年初启动以来,经受了一系列考验,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势头,两国都确认和平进程“不可逆转”。但印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牵涉的宗教和民族矛盾更是由来已久,短期内难以解决,将使两国和解之路步履艰难。 印巴关系中的宗教和民族问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特别是印巴分治前的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之间的矛盾。1947年8月巴基斯坦和印度相继获得独立,但这种矛盾并没有缓解。相反,随着印巴两个新生国家的诞生,宗教矛盾和领土争端结合在一起,使两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并引发了多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和战争。双方斗争的焦点是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 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是生活在南亚次大陆的两个主要教派,历史上既有纷争和矛盾,也有交融与合作。受英国殖民统治者“分而治之”政策的挑拨,印穆两大教派的矛盾随着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勃兴和民族意识的高涨日趋尖锐。19世纪中,印度穆斯林思想家赛义德首先提出,印度穆斯林与印度教徒有不同的习俗、传统、文化,体现了两个不同民族的思想信念。20世纪30年代开始,印度穆斯林联盟(下称穆盟)领导人坚持认为,解决两个民族之争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建立巴基斯坦国,此为“两个民族”理论的由来。但当时印度的最大政党即独立后长期执政的印度国大党坚决反对“两个民族”的理论。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大党认为,印度是个多宗教、多民族国家,若按此理论,印度就有四分五裂的危险。二是它认为,印度从来就是一个统一和完整的实体,印度穆斯林只是众多教派之一,不能分立为一个民族,更不能组成一个民族国家。国大党和穆盟两党领导人不同的立国理念成为印巴两国冲突的思想根源。 印巴分治的过程更加深了印巴两国在“两个民族”理论上的对立。分治过程中,印穆两个教派相互残杀,致使50多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在印度看来,印巴分治和巴基斯坦立国本身就是个错误,以伊斯兰教立国的巴基斯坦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回归印度只是个时间问题。印巴分治也给印度带来严重困难。在当时的印度人口构成中,印度教徒虽占大多数,但也有多达四千多万的穆斯林。保护他们和其他少数宗教信仰者及民族的利益对打破巴基斯坦的“两个民族”理论至关重要。1950年1月印度通过的第一部宪法确立了世俗主义的国策。该宪法明文规定,国家对所有宗教信仰一视同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与政治分离的政策。宗教信仰是私人的事,政府不加干涉。不过,印度世俗化政策的确立和实施并不顺利。一直主张教派和睦的领导人甘地在独立后不到半年便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杀害。此后,围绕着在政治上印度将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建立一个世俗的国家,各民族、宗教、种姓享有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力,还是建立一个以宗教立国的印度教国家,有过多次争论。世俗主义和教派主义两种立国理念的斗争也始终贯穿于印度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过程。 巴基斯坦是作为南亚穆斯林的家园建立起来的。巴基斯坦认为,分治过程中发生的教派仇杀,特别是大量穆斯林被杀更证明了人口占少数的穆斯林是不能生活在占多数的印度教徒“阴影”之下的。但独立后的巴基斯坦疆域却并未完全把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包含进去。新生的巴基斯坦由互不相连的东西两部分组成,两者相距一千多公里。在巴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穆斯林相互间也是差别很大,地区、语言背景各异。作为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自然是其立国之本。但在如何处理政教关系、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等根本问题上,巴基斯坦政界和宗教界却是有分歧的。1947年8月11日,“国父”真纳在巴基斯坦制宪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谈到未来巴基斯坦公民的信仰问题时说,“你们可以去寺庙拜神,可以去清真寺做礼拜,你们可以去巴基斯坦任何地方追求你们的信仰,可以信奉任何宗教。这些问题国家不会过问。”真纳的讲话表明,他当时并没有主张要在巴基斯坦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真纳在强调制宪勿忘伊斯兰教基本原则的同时,把议会制引入了巴基斯坦。 但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宗教团体“伊斯兰促进会”创始人毛杜迪却坚持巴基斯坦应奉行政教合一的体制。毛杜迪认为,伊斯兰教是以信仰为基础的,它有其自身的道德标准、文明方式和社会制度。巴基斯坦的宪法应根据伊斯兰教法制定,使其成为一个依伊斯兰教教义治理的伊斯兰国家。毛杜迪认为,真纳等穆斯林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思想受西方影响太深,将把巴基斯坦引向邪路,而只有以伊斯兰教义治国才能拯救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制宪工作一直拖延了八年多才达成妥协。1956年3月,巴基斯坦通过的第一部宪法强调巴基斯坦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确定议会制是国家的政体,同时要求“穆斯林应按照伊斯兰的教义和要求安排生活”。这表明两派的主张对巴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