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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墓葬地及相关问题 大宝子山秦公墓位于甘肃省礼县永平乡和永兴乡交界处，向东和向南蜿蜒流过。西有永平河，南有西汉河。上世纪90年代初该墓地经受了大规模疯狂盗掘之后, 传出大量的青铜重器百余件和金箔饰片若干。有学者通过对散见于海内外的秦公重器的形制、铭文、纹饰、铸造特点以及相关史料的研究, 并结合19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材料的分析, 称礼县大堡子山4个大型墓坑中有两座秦公墓, 也有学者认为仅存在1座秦公墓或有秦公夫妻异穴合葬的可能, 但基本确定4个大型墓圹中有两座为墓葬, 即M2、M3, 另两座为车马坑。 两座墓葬的资料尚未发表, 学界仅从当初的发掘者戴春阳先生的研究文章中窥见一斑, 相关论文中多有介绍, 在此不多赘述1。关于M2、M3秦公墓主问题, 一直是秦文化研究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也是研究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切入点之一。最早言及大堡子山秦公墓主问题的是李学勤先生。1994年李学勤、艾兰两先生介绍从礼县流散于纽约的秦公壶时, 通过与传世的颂壶比较, 认为当为庄公器2。然庄公身份仅为大夫, 怎能持有公器?此说当商榷。白光琦先生则认为纽约秦公壶“不出襄、文二世。”3陈昭容女士认为纽约秦公壶年代较颂壶晚, 故持有者应为庄公之后的某位秦公, “考虑到铭文字体接近武公镈、钟而去不其簋较远, 则秦文公有可能是这一对秦公壶的主人。”4韩伟先生介绍其在欧洲访问期间所见的秦金箔饰片, 认为其与秦早期文化有关, 在做过碳十四测年后指出“营造大墓者, 非秦仲、庄公莫属”5。李朝远先生通过对上海博物馆藏秦公鼎、秦公簋从形制、铭文、纹饰、铸造特点研究, 认为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为襄公、文公墓。但“究竟何属襄公何属文公, 目前尚难定一”6。王辉先生亦主张两座大墓墓主为襄公、文公, 并对上博秦公器铭文中“秦”的两种写法进行了探讨7。陈平先生认为“大堡子山若果有二秦公墓, 这二秦公更有可能是秦之文公与宪公。”同时还对是否存在两座秦公陵园持谨慎态度8。祝中熹先生也同意两座大墓为襄公、文公墓, 并进一步指出M3为襄公之墓, M2为文公之墓9。2000年, 原发掘主持人戴春阳先生撰文介绍1994年大堡子山发掘情况, 并就墓主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 即大堡子山只有一个秦襄公陵园, M2是秦公主墓, M3为其夫人的袱葬墓, 整个秦公陵园应为秦襄公及其夫人的夫妇异穴合葬墓1, 此系后说, 却颇有新意, 影响较大。张天恩先生则认为大堡子山可能存有四公墓, 除襄公、文公外, 还应有未被确认的静公和尚未被发现的宪公墓10。2004年祝中熹先生对“夫妻异穴合葬说”产生怀疑, 从墓葬时差、墓葬位置与规格及器铭称谓三个方面进行反驳, 并再次强调大堡子山两座大墓墓主是有父子关系的襄公和文公11。此观点目前在学界几成主流。梁云先生曾考证《秦纪》中宪公的居地“西新邑”和出子的居地“西陵”是一个地点, 即今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出子“葬衙”则是这个地点的墓葬区, 即大堡子山墓地, 葬有宪公、出子两代秦君12。2007年有学者来礼县考古发掘现场考察交流, 提出大堡子山墓地可能葬有襄公和静公的新观点13。 自2004年起, 由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成立了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 笔者有幸作为考古队成员参与了天水、武山、甘谷、清水、张家川、礼县等区域内早期秦文化的调查和大堡子山遗址考古发掘工作。2006年考古队对大堡子山进行全面钻探和重点发掘, 发掘出了大型房屋建筑基址和祭祀乐器坑及人祭坑等, 在“乐器坑”中出土有3件镈钟和8件甬钟及一组大型编磬。最大的一件镈钟上有铭文26字, 有三处“秦子”出现。在掌握了这些资料后, 撰写此文, 就教于学界前辈。依笔者拙见礼县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 M2应为出子墓, M3应为襄公墓。 从2006年大堡子山大规模钻探情况来看, 除原有的两座大墓外, 再无墓道长度超过20米以上的大墓。之前发掘的9座墓葬的年代基本处于两周之际, 而流散于国内外的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文物和甘肃省考古研究所1994年抢救发掘的9座墓葬的年代也基本在这个大的年代范围内, 我们有理由相信, 文公之前的秦代诸公埋藏在不同的墓地, 范围不局限在大堡子山。这一点, 张天恩先生在礼县调查过程中也给予肯定14。据目前调查、钻探和发掘所掌握的资料看, 大堡子山仅有两座大墓, 性质为秦公墓。文献确有记载死后葬于西垂的秦公仅秦襄公一人15(文公《秦纪》载“葬西垂”而《秦本纪》曰“葬于西山”, 文献不统一, 待以后考察) 。现仅结合2006年对大堡子山的发掘及近三年围绕礼县所做的调查工作, 对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墓主作进一步的探讨。 自庄公受封西垂大夫, 复居西垂以来, 居于西垂并可能葬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