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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子戈上的秦子元用戈 近年来，对秦国初考古文物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一个直接导因,是1993年春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秦国大墓,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不幸流散。现在已看到的若干青铜器,如鼎、簋、壶、钟、镈等,多有“秦公”铭文,指明了大墓的性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学者根据抢救性清理发掘的结果,推断两座中字形大墓M2为秦公墓,M3为夫人墓。 在这批“秦公”青铜器脍炙人口的同时,还有一些“秦子”青铜器出现,却没有得到多少注意。一个例子,是吴镇烽先生论介的“秦子元用”戈,“据说出土于甘肃省某地”,1994年见于打击走私所获文物中。当然,1992年以来,在礼县圆顶山也有秦墓被盗扰,但其规格较低,年代也较晚,“秦子元用”戈出于大堡子山的可能要更大些,其出现时间也相适合。有同型的“公”字戈并出,亦为旁证。 最近,澳门珍秦阁收藏的一件秦子戈公布,王辉先生与萧春源先生合作,有很好的研究。这是三角锋的中胡三穿戈,通长20.7厘米。援上下刃微内凹,援本上端有一小横穿,其下有曲尺形突起。胡近阑处有两长穿。内与援呈一直线,内上近阑处有一C字形纹,中有一长穿,内端为方形,下角有小缺。胡上铸铭两行,释文是: 秦子乍(作)(造)左辟元用, 如王辉等先生所指出,这件戈的形制和铭文都与过去著录的秦子戈、矛相似。出现于清代,现藏广州市博物馆的《殷周金文集成》11353秦子戈,铭为: 秦子乍公族元用,左右帀魼,用逸宜。 《集成》11547秦子矛文字相同,仅首行至“用”字为止。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集成》11352秦子戈,铭为: 秦子乍中辟元用,左右帀魼,用逸宜。 有新出的这件秦子戈对照,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这些铭文的意义。 三种铭文格式一致,差别只在“左辟”、“中辟”与“公族”。既有左、中,必然有右。大家知道,从殷商时,已有右、中、左三师的设立,秦子戈上的右、中、左“辟”显然也是一种军事编制,为当时秦国所特有。按后世常称营壘为“壁”,《六韬·王翼》有“修沟堑,治壁壘,以备守御”之句,这里的“辟”能否读作这样解释的“壁”,似可考虑。 “公族”也与军制有关,黄盛璋先生曾做过讨论。《诗·麟之趾》毛传:“公族,公同祖也”,君之同族即称“公族”。要注意的是,“公族”系周人习语,不一定君称“公”才有公族。例如在西周青铜器铭文里,王朝也有公族,见于毛公鼎、番生簋等,并专有公族一官,见于师酉簋、牧簋、晋侯苏钟,不能推论其君称“公”。秦子戈、矛正是这样,君称“子”,其军制不妨有“公族”,即由秦子同族组成的军队。 这样,我们就知道这几件秦子兵器不同于前述铭为“秦子元用”的戈,而是秦子为其军队制作的。由此,铭文中的“左右帀魼”也可得到解释。 “左右”均有辅助之义,是人们熟悉的。“帀”字不是“师”字所从,该字竖笔上方出头,是一般读“师”的“帀”字所没有的。我认为,这个字实即《说文》训为“周也”的“帀”,今作“匝”。“匝”是精母葉部字。下面的“魼”字也见于《说文》,清代朱骏声已说明该字应从“劫”省声。“劫”是见母葉部字,可读为同音的“夹”,训为“辅”。所以“帀魼”是一个联绵词,大意应系周围辅卫,和“左右”正好连在一起,指使用兵器的军队对秦子辅佐保卫。 “用逸宜”,“逸”、“宜”都有安的意思,《吕氏春秋·重己》注:“逸,安也。”《说文》:“宜,所安也。”“逸宜”或“宜”是秦青铜器铭文特有习语,大家已讨论过了。 这几件秦子戈、矛系同时所作,只是铭“秦子元用”的为秦子自用,铭公族或左中辟的为其军队所用而已。 戈、矛的具体时代,可由其类型特点推断。前些年,陈平先生曾将当时已著录的两戈一矛,与其他秦器作了很好的对比。 现在从各地的发现知道,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三角锋有胡是戈的普遍形式,同时存在的戈还能够分出若干亚型。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90年发掘的河南三门峡上村岭2001号墓,所出戈绝大多数为三角锋,其胡多属中、长,穿自三至五不等。这座墓的年代是西周晚期偏晚,或许再迟一些。 秦戈在三角锋戈中有自己的特点。陈平文已指出,广州市馆、故宫两秦子戈形制同于宝鸡姜城堡、灵台景家庄的戈,秦子矛也同于姜城堡、景家庄及户县宋村的矛。他认为姜城堡、景家庄、宋村的墓均属春秋早期,姜城堡偏早,景家庄、宋村偏晚。现在想来,姜城堡再提早一点也不是不可能的。 珍秦斋的秦子戈形制同样,其与另两件的差别,是在援本处有突起的装饰(“侧翼”)。同型而又有同一装饰的戈,有景家庄1号墓的“元用”戈,陇县边家庄12号墓的“卜淦□高”戈及1982年边家庄出土的残戈。出最后那件残戈的墓,从一些器物看,应属春秋早期偏晚。值得注意的是,上村岭2001号墓的戈中,也有一件有类似的突起装饰。 由上述可知,秦子戈的年代范围应在西周末至春秋早期。进一步的推定,就要看对“秦子”的理解了。 看秦子戈铭文,不难认识“秦子”为秦国君的称号。只有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