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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信息不对称与腐败的经济学研究 一、 腐败问题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腐败问题一直是社会学和社会学的热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腐败问题也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 其原因在于:第一, 在理论上, 腐败问题是一个非对称信息问题, 这为信息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第二, 在实践中, 经济学家们也逐渐认识到, 腐败现象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 腐败是如何形成的?腐败对经济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腐败如何治理?这些都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近40年来, 经济学家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对腐败的形成机制及腐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都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 就治理腐败的有效措施也提出了不少建议。 二、 腐败c是一种主观度量 研究腐败问题的难点之一在于如何对腐败进行定义。众所周知, 腐败问题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 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学科。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腐败进行定义。有的定义偏窄, 如什雷弗 (Shleifer) 和维什尼 (Vishny) 将腐败定义为政府官员出售公共财产以谋取私利的行为;而有的定义范围又过于宽泛, 如安德烈斯基 (Andreski) 将腐败看成是对国家和人类文明的颠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腐败是指以谋求个人经济利益为目的, 以牺牲公众的经济利益为代价而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用委托代理理论的语言来说, 就是代理人为谋取私利而牺牲委托人经济利益的行为。这里所说的代理人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自然人, 如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等;而委托人是指公众、上级官员或上级执法人员等。此定义被大多数研究腐败的经济学学者所认同。由此可见, 腐败有别于欺诈、洗钱、贩毒和黑市交易等非法活动, 这些非法活动并不涉及公共权力的滥用。但是, 从事这些非法活动的人员往往与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研究腐败问题的另一个难点是如何对腐败进行定量测度。严格地讲, 对腐败进行直接的客观度量不具有可行性, 原因是腐败交易是秘密进行的, 通常的替代做法是采用间接的主观度量。问卷调查就是这样一种方法。首先, 对世界各地的专家和商人进行问卷调查, 然后对这些问卷进行汇总和平均, 建立一个反映所调查国腐败程度的指数。实际上这种方法度量的是人们对腐败的感觉而不是腐败本身。 目前, 国际上比较权威的对腐败的主观度量方法主要有CPI (腐败感觉指数) 、CI (腐败指数) 、BI (国际商务指数) 、ICRG (国际国家风险指南指数) 和GCR (全球竞争力报告指数) 等。其中, 以CPI最为著名, 它由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与腐败作斗争的非政府组织) 编制, 自从1995年以来每年编制一次。该指数基于私人风险评估机构和有关国际组织所进行的若干问卷调查, 是对问卷调查的再调查。以2000年的CPI为例, 它由8个机构分别组织的16个问卷调查组成, 共涵盖了90个国家和地区, 在每个国家或地区都至少进行了三次问卷调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CPI得分是其所有问卷调查相对应的腐败指数的加权平均数。该指数的特点是: (1) 它介于0与10之间, 指数越接近于0, 该国的腐败越严重, 而指数越接近于10, 该国的腐败则越轻微; (2) 它在提供一个国家或地区腐败得分的同时也提供反映该得分可靠性信息的指标——标准差, 克服了基于单一问卷调查的腐败指数缺乏可靠性这一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 CPI未必比其他基于单一问卷调查的腐败指数更准确。前者更为准确的前提是, 组成CPI的各腐败指数是独立分布的, 但这一假设却未必成立。此外, 各指数每年的调查样本往往不同, 因此, 任何一种腐败指数只适于国家层面 (截面数据) 的静态分析, 而不宜进行时间序列的动态分析。 虽然腐败指数度量的是人们对腐败的主观感觉, 但不能由此否认它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有研究表明, 各种腐败指数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的关系。例如, BI与CPI的相关系数为0.88, 与GCR的相关系数为0.84。此外, 对腐败的感觉往往是影响人们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 三、 委托代理模型 描述腐败形成机制的最初模型可以追溯到贝克尔 (Becker) 的犯罪模型, 由此贝克尔被认为是腐败经济学的先驱。他构建了一个关于一组政策变量 (被揭露的概率、经济处罚与刑事处罚) 的犯罪损失函数, 以此决定处罚与执法的最优配置。他发现, 上述政策变量的最优值与罪犯所造成的损失成正比。此外, 他还发现, 罪犯是风险偏好者。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 尽管惩治犯罪的力度很大, 但犯罪活动仍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后来, 波林斯基 (Polinsky) 和雪沃 (Shavell) 等经济学家将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