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医疗卫生投入的思考.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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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疗卫生投入的思考 “罕见痛苦和罕见痛苦”是中国现在最受讨论的民生话题之一。围绕着化解“看病难、看病贵”矛盾, 社会各界已提出了千“方”百“计”。经过分析思考, 笔者感到仍有“插话”的余地, 特此请教各方。 “难”与“贵”的创造差异 “看病难、看病贵”是目前民众对医疗服务供给与价格状况较为普遍的总体评价。实际上, 由于社会有阶层之分, 个人的消费有层次之分, 医疗服务供给者有大与小、公立与民营之分, 在普遍喊“难”喊“贵”的背后, 具体到不同场合、不同个人, “难”与“贵”的真实内涵和感受程度是有差异的。 一、 医疗服务资源的使用效率 从表1可以看出, 我国医疗服务的总体供给水平无论是与发达国家比较, 还是与波兰、罗马尼亚这类国家比较都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深圳这样流动人口规模庞大的地区, 人均占有的医疗服务资源明显少于境外, 民众感到“看病难”是必然的, 是总量短缺的“难”。 但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情况, 即已有的医疗服务资源在使用效率上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差异。以深圳2005年情况为例: (1) 病床使用率。市属医院为96.4%, 集体全资医院仅为19.2%, 民营医院中最极端的更低至1.4%, 几乎完全闲置。 (2) 医师人均诊疗量。市属的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为1124.6人次/年, 比同处福田区域的区属福田区人民医院 (988人次/年) 和民营深圳恒生医院 (646.5人次/年) 分别多出14%和74%。如果再考虑每诊疗人次的难易程度, 足以证明就诊者存在明显向市属大医院集中的倾向。在这些大医院人满为患“看病难”的同时, 实际上区属、街道办和民营医院在不同程度上被闲置。从这个意义上讲, “看病难”又是相对的, 是结构失衡的“难”。 二、 医疗费用负担 从表3可以看出, 除深圳 (收入偏高) 、成都 (收费偏低) 两城市略为宽松外, 其余城市的居民看一次门诊要花掉5-10天的收入, 住一次院要花掉年收入的40% (城镇) 或80%甚至全部 (农村) 。可想而知, 任何家庭 (特别是农村家庭) 一旦有住院情况发生, 负担有多重,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确实难以避免。从这个角度说, “看病贵”贵在收费绝对金额偏多。 表4则反映出, 我国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1年比较差距尚不大。据有关资料统计, 近几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但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增长滞后, 医疗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是逐年降低的, 目前, 全国仅为0.5%左右, 深圳2006年仅为0.39%。医疗卫生费用的分担率, 2000年发达国家政府负担了73%, 最不发达国家政府负担了59.3%, 我国仅为39.4%。深圳2006年医疗总费用中, 财政投入仅占14.83%, 个人负担了83%左右。从这个角度说, “看病贵”贵在医疗费用既定的情况下, 我国居民个人负担的相对比重过大。 三、 广泛的关注重点群体 综合各方面反馈的信息, 目前各社会阶层对“看病难、看病贵”的真实感受程度和首要诉求视个人拥有的财富、人脉等资源差异, 大体可分为四种情形 (详见表5) 。其中, 强势群体的存在不应被忽视。对这个群体而言, 看病未必有多难或不堪重负, 但同样不满意, 他们首要的诉求是更优质、更个性化的服务, 并且愿意为此多付费。深圳目前为止已开设的“特需病房” (“高价产房”) 始终需求饱和为此提供了佐证。 通过上述分析, 笔者的结论是, 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能笼而统之、大而化之、一概而论。正如看病要对症下药一样, 化解“看病难、看病贵”矛盾也要有的放矢。而准确把握“看病难、看病贵”的真实态势, 正是我们寻求“看病难、看病贵”化解之策的逻辑起点。 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 在当前社会各界提出的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千“方”百“计”中, 增加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是最集中、最主流的意见。对于这一点, 笔者是认同的。毕竟, 与国际社会比较, 我国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差距明显。不过, 笔者认为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单纯依靠增加政府投入是不够的, 对于政府投入问题要辩证地看待。 一、 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 (一) 从理论上看, 政府对医疗卫生进行财政投入的理论依据是:医疗卫生是公共产品, 是公共财政的服务对象。这个命题总体上讲是成立的。不过, 严格按照公共产品的本质规定性来衡量, 医疗与卫生两个范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卫生关系的是人类集体的生存安全, 与国防、外交一样, 具有纯粹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 (非排他性、非竞争性) , 无法准确划分个人的效用和成本份额, 主要甚至全部由公共财政来集合供给顺理成章。医疗关系的则是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 个体的健康与个体的其它秉赋一样, 属于人的自然属性, 在更大程度上是私人产品, 应由个人来提供。只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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