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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外本主义国家与外 在中国古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展览中，宗钦差大会对封建宗族的外部侵略起到了重大的反动作用。它是資本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統治阶級以及官僚資产阶級相結合,共同鎭压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具体表現之一;同時它还体现出資本主义国家高利貸性質的資本輸出的徹底腐朽性,以及資本主义壟断集团間为了掠夺高額利潤而进行的壟断和剧烈竞爭。由于这种外債的結果,中国人民直到解放以前,不仅長期地受着他們共同的殘酷剝削和奴役,并且还历尽了他們共同的血腥屠杀和宰割。旧中国的外債,正如毒蛇一样,紧紧地纏縛着中国人民,吮吸着中国人民的鮮血。 本来,資本主义国家的掠夺殖民地是用血和火一起进行的,对中国也不是例外。在第一次鴉片战爭結束时,英国侵略者就在勒索巨額賠款(二千一百万元)的江宁条約条文中,和淸政府締訂了关于賠款的債务条款。英国侵略者以比当时中国国內利息率为低的年息五厘,来引誘淸政府吞下这个糖衣毒餌,作为强佔定海和鼓浪嶼的借口。当时戶部也會一度为这种低的利息率所吸引,称之为“無害民生,有裨榷务”。仅由于賠款的按期偿付,英国侵略者的企圖,这次尙未成功。 可是从1853年起,当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当清政府已和資本主义国家相互勾結共同殘杀鎭压人民起义的时期,清政府的外債就逐漸發展起来了。 首次是在1853—1854年間鎮压上海刘丽川起义的时期。原先本为广东同顺行商而以捐納任官的苏松太道吳健彰,由上海美国商人把他从上海城内帶到租界,住在旅昌洋行(Russell and C.)里以后,就开始向上海洋商預借关税餉銀,雇募船炮,作攻打刘丽川的軍餉。上海小东門一帶人民的生命財物就在他們的燒杀淫掠下,成为一片瓦碟堆。所借的款額虽难詳知确数,現仅就1855年和1856年兩次在江海关洋税中扣还銀数来說,即达127.72S.409兩。借款的利息率,按照同一时期上海租界工部局第一次借款的利息率就是一分五厘(15%),而当时工部局的銀号即由旗昌洋行的买办担任。 这种洋商借款,虽还是在旧中国外債的萌芽狀态中,就已充分表現出旧中国外債的極端的反动本質。它是消封建統治阶級通过买办阶層和資本主义国家侵略者相結合而共同屠杀奴役人民的工具;而外国侵略者还通过所贷予的借款,作进一步刼夺中国海关行政权,来扩大其商品輸出的陰謀。上海英美商人的不納关税和英美法三国領事的“代管”上海关稅,也就同时出現了。 同样性質的外債,也發生在1858-1859年的广东。这时英法侵略联軍在第二次鴉片战爭中已經佔領了广州府城,广东人民正紛起抗战,幷配合着太平軍就地起义。投降卖国的封建統治阶級,不但不参加抗战,反而把各地抗战起义的人民,作为鎭压媚外的对象。由于軍需費用的匮乏,淸兩广总督黄宗汉,就由怡和行商伍崇曜向美商旗昌洋行代借銀320,000兩,年息六厘,幷以粤海关部印票作抵。这笔借款的偿付,嗣后因封建統治阶級和广东行商間發生齟齬而延緩,也就是:广东的封建統治阶級(如戶部尙書罗淳衍、兩广总督毛鸿宾、广东巡撫郭嵩焘等),命令广东行商报效这笔款項,而行商則依靠資本主义国家的势力,由領事出面討偿,引起数年的糾葛,直至美国公使蒲安臣直接出面討債,才逼使清政府于1866—1870年間在粤海关税收中如数还本,利息的偿付則归怡和行商伍崇暉負担。 固然在中国,高利貸資本的活动,本是很悠久,也是很猖獗的。它不仅在农村或城市中残酷地剝削着小生产者的农民和手工業者,幷且也表现于对封建統治阶級的非生产性的借貸上。所謂“放官債”的商人,普通都寄生依附于官吏,盤踞着衙門里各項差使,擅作威福,魚肉人民,直至本利淸偿为止。封建領主对于放高利貸也會与以限制,尤其对于放官債的更予以严厉惩罰;就如淸王朝时期順治五年(1643年)閏四月的一道上論中就規定了“今后債負負每銀一兩,只許月息三分,不得多素及息上增息,并不准放債与赴任之官及外官放債与民;如違,与者取者,俱治重罪”;其后在历朝大清律例中,更明确規定了“听选官吏监生人等,借債与債主及保人同赴任所,取偿在五十兩以上,借者革职,債主及保人各枷号一个月發落,債追入官”。封建領主为了防止这种高利貸者重利盤剝起見,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就頒布了赴任官吏向戶部預支养廉銀兩作为盤費資斧。不过这种規定的实效很薄弱,赴任官吏“竟有既借官項,复借多金,俾市儈随任索取”的現象。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以軍需河工用款浩繁,取消了官吏預借养廉路費的規定后,这种“放官債”的高利贷就繼績發展,到十九世紀中叶以后,竟成为山西票号的專門营業之一。 可是商人資本对封建領主的关系,井没有对等的借貸債务关系。这不仅因为中国封建領主掌握着国內最大量的貨幣,幷且也控制着商人資本。封建国家对于国內外商品流轉的苛捐杂税,所謂“逢关納税,遇津繳捐”,本是封建領主們維护和巩固其統治基础自然經济閉塞性的一种措施;同吋也是他們通过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