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从义,一以天论《春秋》无达辞的解释学意义.docxVIP

从变从义,一以天论《春秋》无达辞的解释学意义 “诗”无语、“易”无占、“春秋”无语，董仲舒的《春、夏、秋、冬》精髓。此前, 《荀子·大略》曾有“善为《诗》者不说, 善为《易》者不占, 善为礼者不相, 其心同也”之说, 董氏的提法与之有相似之处。不过, 荀子在此所强调的, 是人行为背后的内心道德律, 与经典的解释关系不大。〈大略〉云“《春秋》善胥命, 而《诗》非屡盟, 其心一也”, 也是以人的内心道德律作为论述的要点。而《春秋繁露·精华》中的“《春秋》无达辞”, 则是针对未逾年之君的例法而提出的解释策略 (详下) , 《春秋繁露》中还有一些关于《春秋》之辞的描述, 也都与经典的理解与解释相关。这些都与上述荀子“善为《易》者不占”的观念明显不同。 从历史的角度观之, 经典解释的问题早在孟子时代已有详细论述, 孟子针对咸丘蒙关于“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的疑问, 区分了“诗”与“是”的区别, 并提出了“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的解《诗》方法1, 他还提出了“知人论世”2的批评主张, 只是孟子的《诗》批评还未能自觉地避免主体立场的过分干预, 经常无视《诗》本事而随意地发挥, 因而使得解释活动无法成为真正意义的解释学实践, 而只是追随主体立场的任意性行为。顾颉刚说孟子的《诗》批评是“乱断诗”, 其目的是为了宣扬他的王道思想, 下开汉人“信口开河”与“割裂时代”的先声3, 就已指出孟子《诗》批评的任意倾向。基于此, 董仲舒的“《诗》无达诂, 《易》无达占, 《春秋》无达辞”, 可以说是对先秦解释理论的重新检视。 但在展开论述之前, 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 《春秋繁露》只涉及到《春秋》的解释, 没有《诗》、《易》的解释实例, 所以本文以“《春秋》无达辞”作为论述的起点与依据。只是此书在体例上有特别之处, 该书的前半部分专释《春秋》之修辞与义理, 而后半部分却与《春秋》经、传皆无甚关联, 系直接发挥个人的思想见解。关于这点, 前代学者已有提及。如《四库提要》云:“《春秋繁露》虽颇本《春秋》以立论, 而无关经义者多, 实《尚书大传》、《韩诗外传》之类。”4清代学者苏舆也认为此书“说《春秋》者不过十之五六。”5从汉代的治学体例来看, 这种方式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种。焦循在《孟子正义》中, 曾把董仲舒、韩婴、京房列为治经的同一类型——“自抒所见, 不依章句”6, 即说明他们是借助解释经典而阐发自己的思想, 与汉代章句学恪守本文的做法明显区别, 这其实是治思想史的一种有效方式。当然, 《春秋繁露》虽非纯粹的《春秋》研究著作, 但从该书前半部分的具体解释实例来看, 也为人们理解董氏的《春秋》解释学提供了足够丰富的解说素材。现在让我们从“《春秋》无达辞”说起。 一、 《公羊传》:“避此正辞,避奚齐” 《春秋繁露·精华篇》云: 难晋事者曰:《春秋》之法, 未逾年之君称子, 盖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杀奚齐, 避此正辞而称君之子, 何也?曰:所闻《诗》无达诂, 《易》无达占, 《春秋》无达辞, 从变从义, 一以奉天。仁人录其同姓之祸, 固其异操。晋, 《春秋》之同姓也。骊姬一谋而三君死之, 天下之所共痛也。本其所为为之者, 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见其难也。《春秋》疾其所蔽, 故去其正辞, 徒言君之子而已。 “未逾年之君称子”系《公羊传》所提出的《春秋》正辞, 如僖公九年会于葵丘, 宋襄公称子, 当时宋桓公未葬。僖公二十八年会于温, 陈共公称子, 当时陈穆公未葬。定公四年会召陵, 陈怀公称子, 其时陈惠公未葬。都是未逾年称子的正例。与此相反, 若未逾年不称子而称爵, 则要遭到讥讽, 如成公四年, 郑悼公伐许, 其时郑襄公未葬, 故《公羊传》以“郑伯伐许”为讥。根据这一例则, 奚齐之父晋献公卒于僖公九年九月, 奚齐被里克杀于同年冬, 正是未逾年之君, 而此处经书“君之子奚齐”, 与上述例法相悖, 所以董氏有“避此正辞而称‘君之子’”的疑问。 关于里克杀奚齐一事, 据《公羊传》僖公十年的记载, 晋献公宠骊姬, 骊姬生奚齐、卓子, 骊姬想立奚齐为太子, 故设计陷害太子申生, 申生自杀。里克曾为申生之傅, 而荀息则为奚齐之傅, 晋献公死, 奚齐立。里克与荀息商量, 欲废奚齐, 但荀息受献公之托而拒之。最后, 里克弑奚齐, 荀息又立卓子, 里克复杀卓子, 荀息最后也死于此事件中。 《公羊传》对这一事件的评价, 主要集中在荀息上, 认为荀息“不食其言, 可谓贤也”。而对奚齐的态度, 《公羊传》并无明确的褒贬判断。但《春秋繁露·精华》云:“若谓奚齐曰:嘻嘻!为大国君之子, 富贵足矣, 何必以兄之位为欲居之, 以至此乎云尔。”董仲舒以为, 《春秋》书“君之子”而不书“晋子奚齐”, 一方面对奚齐的无罪受死表示痛惜, 另一方面对奚齐的居兄位给予了谴责。苏舆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