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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垄断法上企业合理规模的界定 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反垄断法的传统任务是确保公司的自由竞争，禁止经济垄断。因为竞争会导致垄断,充分和不受限制的合同自由会产生不合理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因此,国家必须在竞争中充当裁判员的角色,规范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以协调竞争者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众所周知,美国在反垄断方面有着严格的立法和丰富的实践。反垄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确定企业的合理规模,然而这又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美国的反垄断当局在多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个衡量企业合理规模的体系,对这一体系进行研究、了解,对于我国当前正在探索中的反垄断立法和实践都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第二次合并与美国铝资企业面临的新挑战 19世纪,随着美国经济的工业化,大公司和托拉斯开始出现。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卡特尔、合谋和垄断等现象危及了一些行业的竞争性产业结构。公众对这一现象深为忧虑,各州纷纷出台了自己的反托拉斯法。不久,美国国会也通过了联邦的反托拉斯法《谢尔曼法》(1890)。此后,又先后通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克莱顿法》(1914)、《罗宾逊-帕特曼法》(1936)、《塞勒-基福弗法》(1950)等法案,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了美国反垄断法的框架。 美国的反垄断法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这样一个经济学思想为基础的。根据这种思想,垄断、卡特尔和其它的限制贸易的行为都将导致价格上升和可选择的范围变窄,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同时,垄断势力由于没有竞争的压力,就会扼杀创新,压制变革,不利于工业的发展。但是,在美国反垄断的法律实施中,其指导思想却也经过了几次转变。 在《谢尔曼法》刚出台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当时美国各界(包括法官们)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深有抵触,因此,并没有被严格地执行。甚或在1890年到1904年掀起了美国的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美国71%的行业在此期间以合并的形式被垄断或近于垄断。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连任总统,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观。1914年通过的《克莱顿法》对《谢尔曼法》有关企业合并的规定进行了补充,但是由于《克莱顿法》本身在条文上有漏洞,造成1916年到1929年间仍有很多企业得以成功合并,是为美国企业史上的第二次兼并浪潮。到了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D·罗斯福任命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主管反托拉斯事务,他对建筑业、玻璃业、卷烟业、水泥业等很多行业的企业提起了反垄断指控,这一领域才真正出现了联邦机构的诉讼。1945年,美国铝业公司案成为美国反垄断诉讼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件。在这一案件中,美国铝业公司尽管占有90%以上的铝市场,但这一市场份额并不是通过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得来的:它估计到需求的增长,提前增加了设备,并保持低价以防止潜在的竞争者进入。换句话说,它用使进入这一行业无利可图来维持它的市场份额,而不是从事反竞争的活动。尽管如此,法院仍判决美国铝业公司违反了《谢尔曼法》,理由是哪怕是合法地获得的垄断权力,也会引起经济病态,应当判罪。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指出:“在这一时期,法院开始强调市场结构以及市场行为:垄断权力,即使没有其他违法行为,也宣布为非法。”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执行处于“黄金时代”, 《塞勒-基福弗法》的出台修正了《克莱顿法》的漏洞,同时,它对纵向合并和横向合并的限制也更为严格,使得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发生的第三次兼并浪潮中,纵向合并和横向合并的数量都大大减少,而代之以更多的混合兼并。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不如前,日本、西欧等竞争对手的威胁日益明显,很多美国人开始反思反托拉斯法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反托拉斯法对企业的行动限制过严,是美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开始推行以供应学派的学说为理论基础的“里根经济学”,要求对企业放松管制,反垄断法的执行也就随之大大放松了。就在里根和布什当政期间,发生了美国企业界的第四次兼并浪潮。所以,Scherer将20世纪80年代称之为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夕阳时期。 克林顿上台以来,美国反垄断执法的力度有所加大,1997年,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实施的罚金达到了创纪录的两亿多美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又回到了从前那种认为“大的就是坏的”的反垄断哲学,而是开始采取一种更为明智和谨慎的做法,即反对那些将会运用其获得的市场权力(market power)减少竞争,从而对消费者造成损害的合并,而允许那些能够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的合并行为。只有在经过了严格的调查和分析之后,认为企业合并存在着对竞争的实质性威胁时,才采取反垄断的措施。发生这样的转变,是因为美国的反垄断当局认识到,企业合并并不一定导致价格上升和产量减少,更大的规模也许意味着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如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