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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秋时期道德观念的演变 道德观念在春秋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传说周礼是周公旦制作的,但并非始创于西周。孔子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损所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殷”就是商,“礼”就是泛指典章制度、风土文物等等,“损益”即“增减”。意思是说:殷商继承于夏,周继承于殷商。殷商、周的典章制度、风俗文物是沿袭了它们的前朝,加以增减而形成的,而这些增减的部分是有资料可查的。换言之,现在周的典章制度等等,是沿袭了殷商再加损益而成的。如果把这些损益的部分还原,就是殷商的典章制度了。同样,由于殷商、夏之间的损益也是可以知道的。如果从殷商还原这些损益,就可以了解夏了。可见,周礼就是从奴隶社会的夏、商两代继承、发展和改造过来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形势的变化,当然又有所“损益”了。 “礼”在金文中是奉神之器,也就是祭祀之器,它与盛酒的醴有关,奉神是有所求的,而所求的结果一定要通过某种程序和举行某种仪式来表现,以示郑重,这种程序和仪式久而久之便成为了礼。周礼本来是周族在氏族社会形成的习俗,是周朝传统的典章、制度、仪式、习俗的总括,具有不成文的法律性质。它在各个方面均详尽地反映了氏族成员之间,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准则,在权利与义务方面的平等性,对所有氏族成员具有不可动摇的约束性。由于其以氏族血缘关系作为彼此关系维系的纽带,在形成与沿袭的过程中,周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征就通过“周礼”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区别周族与其他氏族的外在标志。随着对殷商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这个“小邦”一跃而为“天下共主”,由此,周礼也随之扩展到整个华夏诸国,成为周王朝建立封建国家政治结构的组织原则,成为区别诸夏与蛮夷戎狄的外在标志。这种以周王为核心,囊括各诸侯、卿大夫等各级贵族阶层在内的政权组织,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结合。同时,它也是调节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正常运转的根本法则,原本只是周族宗室的内部规范,此时便成为中原各诸侯国共同遵守的法则,符合该法则谓之礼,不合则为非礼。 《春秋》没有从周礼的角度出发对某一行为加以评论,《左传》则不然,其曰“礼也”八九十例,曰“非礼”四五十例,可见“礼”在规范各诸侯国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春秋普遍宣扬周礼,目的在于维护周王室的统治,排斥异族入侵;提倡诸侯国间的睦邻友好,互相合作,巩固原有的社会秩序。保持各诸侯国之间的平衡是春秋外交的基础,也奠定了春秋外交辞令的基调。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诸侯,标榜的都是“尊周”这面大旗。齐桓公救卫、存邢、击退狄人的骚扰,尤其受到各诸侯的赞扬。公元前661年,齐桓公想乘鲁国内乱加以征服,大夫仲孙湫认为“不可”,说鲁国“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力劝桓公“务宁鲁难而亲之。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左传·闵公元年》)同样,楚庄王借口平叛伐陈,将陈国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但楚大夫申叔时劝其尊周礼,于是楚庄王“乃复封陈”(《左传·宣公十一年》)。孔子读史至此也免不了连声赞叹:“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史记·陈世家》)楚灵王将已亡于楚的陈蔡再次恢复起来,迎接两国逃亡的太子回来即位,《左传》为此连呼三次“礼也”(《左传·昭公十三年》)。“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缺”,在各诸侯国之间被视作“礼之大者也”(《左传·襄公元年》)。 周礼既然是当时各诸侯国必须遵守的法则,就必然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随着周王室地位的不断下降,这种权威和强制他人遵守的权柄便落到诸侯盟主(方伯)的手中,而这也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权力。春秋时规定:“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礼记·王制》)此制到春秋的时候实际上只是行之于诸侯对方伯,或小国对大国;对于天子,已是名存实亡。但当时也规定了“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孟子·告子下》)。便成为方伯讨伐诸侯的根据,也是大国对小国索取利益的借口。公元前678年,郑厉公复国已两年,才将此事正式告于楚,楚国就此认为这是蓄意怠慢的非礼行为,便兴兵讨伐(《左传·庄公十六年》),从而引发一场战争。这种礼仪中的问题一再发生,而且引起强烈的反应。如果涉及更为重大的问题,那就更加振振有辞了。 当然,也有用兵不当或掳掠过分而被责难为“非礼也”的。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以其返晋争立时过曹国遭受到冷遇为由,挥师入曹;假道于卫国又遭到拒绝,便又兴兵伐卫,拘押曹伯。曹伯的近臣买通了晋文公的筮史为之说情。这个筮史使用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为会而灭同姓……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于是,晋文公不得不释放了曹伯。 根据周礼,征战献捷只限于对异族用兵,所以公元前593年晋国灭掉赤狄甲氏,献狄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