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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茶树与新疆的塞防论争 1864年，新疆库车、伊普拉等地的少数民族起义相继发生。地方封建主义者抓住机会活跃，导致了地方封建主义者的混乱。 这时,浩罕军官阿古柏于一八六五年侵占喀什噶尔等地,沙俄又于一八七一年出兵侵占伊犁,我国新疆大部领土沦丧,西北边疆陷入空前严重的危机。在这个严重局势面前,左宗棠奉命督兵入疆,讨伐阿古柏侵略匪帮,坚决支持收回伊犁,并在新疆建省,对我国新疆的光复、巩固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本文是想就左宗棠对新疆的建树与作用,作一些具体论述,给予应有评价,并批驳那些有意攻击的谬论。是否有当,尚希批评指正。 左宗棠对新疆做的头件大事,是出兵新疆,讨伐阿古柏匪帮。这大致有政治、军事和外交三个方面。 在政治方面,当时,由于美国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我国台湾的战争,我国东南海防一时紧张起来,因而,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与塞防的论争。 海防论的代表人物李鸿章认为,当我国西北与东南同时遭受外国侵略,清政府又无力兼顾的时候,应该放弃西北,专注东南。他说:东南比西北重要。他说,新疆是数千里的沙漠旷地,费饷难守。特别是在“外曰强大,内曰侵削”的情况下,即使是“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愈棘。”因此,他向清廷建议:“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却匀作海防之用。” 左宗棠是塞防论的代表人物,他对李鸿章的““欲撤出塞之兵,以益海防之饷”,给予有力的驳斥,他说所谓要饷,不外置船练军。从置船来说,他认为:闽局造船,渐有头绪,购船之费可省。至于练军,虽然海防急务,但是,若从水手、神兵募补,则“饷不增,兵有实用”。左宗棠在“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思想指导下,从几个方面阐述了塞防的重要性。从新疆与内地的关系来看,他认为:新疆和西北,乃至全国是“指臂相连”,“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虑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从历史上看,他认为:西北与东南是息息相关的。他说,“周秦汉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损西北以保东南”,其结果是:“国势浸弱,以底灭亡。”从当时看来,左宗棠更透视新疆。因为,“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踞”,“若此时即便置之不问,后患环生,不免日慼百里”。何况,“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更应“徒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因此,他认为:在乌鲁木齐未复和边疆未固以前,不能立刻撤兵减饷。还指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他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 从英法美日多从东南沿海进行侵略来看,李鸿章的海防论是有其重要性的。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我国东南与西北都遭受外国侵略的时候,西北局势远比东南严重。俄、阿侵略新疆,不仅涉及西北,也影响东南,是全局性的重要问题。当时,湖南巡抚王文韶指出:若“俄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拘衅于东南”,因而,他主张:“宜以全力注重西北。”同时引起东南局势一时紧张的日本侵台事件,在清政府与日订约有所缓和的时候,海防论置俄、阿侵占新疆大片领地于不顾,主张撤出塞之兵以益海防之饷,是违背客观形势的要求和各族群众收复故土的愿望的。而且,李鸿章于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初提出海防奏摺前夕,当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派人向他提出:“把伊犁让与俄国,天山南路给阿古柏”的建议时,就“赞同停止向阿古柏进攻,以节省军费”。在这个建议后几天,李鸿章就向清政府提出了“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的方案。这种时间的先后与相似的内容,说明李鸿章的海防论,虽然与东南海防有关,但更多的是受英国的影响和屈服于俄国的侵略压力。因此,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决非地域和湘淮派系之争,也不是单纯地“卫京师”以保清朝封建统治的问题,它是如何对待祖国西北,要不要收复新疆,反对俄英等国侵略的问题。 左宗棠注重西北,出兵新疆的主张,符合当时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受到了全国朝野的广泛支持。这就为出兵新疆,讨伐阿古柏侵略匪帮,收复伊犁,从政治上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军事上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在军事方面,一八七五年五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后,将指挥机关从兰州迁到肃州,在军事上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第一,左宗棠统一军事指挥大权,解决兵、饷、粮、运困难,为战争胜利作了重要的物质准备。 起初,清政府调派入疆的清军,有成录、景廉、金顺等部,随后又要穆图善率队出关。在让左宗棠督办粮饷转运时,又让袁保恒作为帮办。这些人,不是如成录治军无方,在高台“迁延不讲,固失时机”;就是如景廉“泥古太过,无应变之才”。袁保恒还“立意牴牾,立图牵率”。与左宗棠“同役而不同心”。清政府任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前,根据左宗棠的参奏,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