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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资源投放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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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就启动了改革的进程,特别是2003年股份制改革的启动更被视为中国商业银行体系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的标志,但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国有份额的居高不下以及经营效率改善的迟缓使其至今仍饱受批评(Berger et al.,2009;Fu and Heffernan,2009;Lin and Zhang,2009)。信贷资源配置方面的低效率无疑是针对中国银行体系最为尖锐的批评。有学者认为,信贷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是导致中国经济整体资源错配的重要原因,由此带来的效率损失和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必须引起重视。Hsieh and Klenow(2010)针对中国的定量测算结果表明,在1998-2005年间,由于资源错配(主要是资本错配)所导致的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损失达到了平均每年2%左右;如果资本和劳动力能够在企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使得企业之间边际产出均等化的程度与美国同期相当的话,那么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有30%—50%的提升空间。
不仅如此,不少研究和评论还认为,银行业的改革并没有对改善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产生足够的促进作用。如果说,中国信贷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现象并没有随着银行业的改革而逐步减少,而是继续长期持续存在的话,其带来的后果显然将更为严重。因为有限的信贷资源大量投向了低效率的企业,那么经济中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显然会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信贷支持而发展迟缓,这种类似于高效率企业补贴低效率企业的信贷资源错配不仅会在短期内形成效率损失,还有可能在长期内使得经济结构调整乏力①。
这些看法是否反映了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真实情况?对此,我们认为必须从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具体运作机制以及客观效果两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从中国商业银行体系信贷资源配置制度来看,银行信贷资源配置面临的一个“硬约束”是风险控制的相关制度规定,正是不少风险控制方面的规定,特别是对贷款企业资质的审查和筛选,有可能造成经济学家们所观察到的诸如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贷款难等现象。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商业银行体系需要调整到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小微企业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其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融资一定是更困难的,否则商业银行将毫无风险控制可言。商业银行体系的改革和调整真正需要做到的是,把扭曲市场机制的负面制度加以矫正,让各种不同特征的企业在信贷市场上接受市场力量的选择。
本文将从企业的视角对中国商业银行体系信贷资源配置的效果进行实证研究,考察企业特征对其获取银行信贷资源的影响,针对相关研究和评论中出现的对中国商业银行体系信贷资源配置过度倾向于国有企业的批评,我们侧重考察企业属性对其获取信贷的影响。
二、文献评述
现代企业很难再仅仅依靠内部积累来完全解决自身的资金需求,外部融资成为其必然的选择,对于小微企业而言,外部融资中的直接融资方式往往意味着远远高于大企业的融资成本,只有那些高收益(对应于高风险)的小微企业才有可能支付得起。而中国的小微企业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很容易被融资的高成本阻挡在直接融资市场以外。而借助于金融机构,特别是在小微企业服务方面更具信息优势的中小型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则更有可能为小微企业解决融资困难(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
从企业层面的微观视角出发对中国银行体系与国有企业之间关系的考察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事实上,这一直以来都构成中国经济改革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得以面临软预算约束的根本条件之一就是受政府控制的银行体系可以不计成本地向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因此,银行体系的改革是否使得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硬化”了,这本身就构成了评价中国市场化改革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不少实证研究都证实,在2003年中国银行业开展股份制改革之前,银行体系确实存在将信贷资源过度配置于低效率的国有部门的现象(郑江淮,2001)②。然而,对于银行业改革之后,国有企业是否仍然能够凭借其所有制优势而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相关研究则结论不一。
但由于数据或方法的限制,这些研究有可能没有很好地揭示出银行业改革之后,国有企业在获取银行信贷方面的全部真相。首先,不少研究仅仅关注于国有企业获得信贷资源能力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而忽视了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比较③。一些研究采用了上市公司的数据(吴军和白云霞,2009),这一方面固然使得企业信贷方面的信息较为完整,但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使企业样本存在过强的选择性。而本节研究所采用的全国范围内的抽样企业数据,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企业样本的选择性问题。
另一支值得重视的文献则试图通过对企业融资成本的直接估算,来刻画不同类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环境差异。鄢萍(2012)采用模拟矩方法估算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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