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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再评估 ? ? 　　国际分工地位反映了一国的出口获益能力，因此测度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话题。但遗憾的是，目前测度国际分工地位的指标并不完善，很难准确地反映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构建能更加准确测度国际分工地位的新指标，并重新评估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基于投入产出框架分析一国如何提升自身的国际分工地位。 　　在传统的国际分工模式下，与出口结构相关的各类指标可以评估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比如，如果以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类作为出口构成，那么一国拥有较多农业出口则国际分工地位较低，服务业出口比重高则意味着占据更高的国际分工地位。以此进行分析，虽然目前中国的出口结构尚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但是强大的制造业却足以保证中国出口地位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此外，国际分工地位也可以采用出口的各类要素密集型产品的比重或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来衡量（Balassa，1965）。一国出口较多技术密集型产品则拥有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接下来依次是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由此可知，2012年中国机电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的比重达到57.6%（苏庆义，2013），表明中国已拥有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另一种常用的测度国际分工地位和评估出口结构的指标是出口技术复杂度（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该指标由Hausmann等（2007）提出，并得到了广泛应用。产品技术复杂度的计算方法暗含了高收入水平国家更倾向于且也更有能力生产高技术复杂度（技术含量高）产品的假设，Hausmann等（2007）对此进行了详细阐释。反过来，高技术复杂度的产品也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实际上，如果抛开技术复杂度这一概念，产品技术复杂度的计算方法也可以理解为高收入水平国家生产的产品更加高端，是低收入国家出口结构优化的方向。Rodrik（2006）依据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的制造业出口结构与比自身人均收入高3倍的国家的出口结构相似。 　　也就是说，基于传统的出口结构指标测度得到的中国出口地位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然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一国的出口产品并不完全由本国生产，在生产过程中投入了进口的中间品，因此仅仅分析出口结构并不能够完全理解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如果在考察出口结构时不考虑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则会高估那些通过加工组装进行出口的国家的分工地位。 　　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的兴起使得测算国际分工地位的指标更多地考虑了这种分工形式。其中，一个普遍使用的指标是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Domestic Value Added Ratio，DVAR）。对于一国而言，出口总值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是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具有直接的福利含义（Koopman等，2014）。因此，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越高，表明该国每单位出口创造GDP的能力越强，也就是说，较高的DVAR意味着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但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使得该指标在测度国际分工地位时存在偏差：（1）该指标没有考虑一国的开放度。一般来讲，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更加开放的国家更多依赖于进口中间品来生产出口品，从而拥有更低的DVAR。比如，在极端情形下，如果一国不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出口品的生产完全在国内完成，则该国的DVAR是1，但是，这并不表明该国拥有更高的国际分工地位。（2）该指标没有考虑产品属性。如果L国主要出口原材料或农产品等，则该国拥有较高的DVAR；如果E国家通过进口零部件来生产并出口计算机等高端产品，则该国的DVAR相对较低。显然，对于这两国而言，拥有较高DVAR的L国并不一定拥有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 　　事实上，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国内增加值率都只是部分地衡量了国际分工地位。在根据各产品的出口比重计算一国总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时，暗含了各产品国内增加值率都相同的假设；而计算一国出口的总国内增加值率时，又假设各产品技术复杂度相等。因此，现有文献并没有将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研究国际分工地位。 　　姚洋和张晔（2008）考虑到生产过程需要投入国外中间品的事实，在Hausmann等（2007）的基础上剔除了投入的国外中间品的技术含量后构建了国内技术含量占总技术含量比重的指标，并以中国为例进行了研究。为此，姚洋和张晔（2008）根据产品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各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投入比例构建了产品的复合技术含量，继而根据投入的各产品比例计算出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该研究首次考虑了中间品贸易对测算出口技术含量的影响，但仍然存在如下方法上的不足：（1）由于产品复合技术含量的构建基于单国投入产出技术数据，使得不同国家的产品复合技术含量计算结果不同，因而不具有跨国可比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