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协同效应研究.docxVIP

? ? 中国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协同效应研究 ? ? 　　 F061.5 ：A 1001-9952(2016)09-0075-12 　　 一、引言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在近年来有所放慢，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并引发不少忧虑。中国要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前提是要深刻理解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从而为持续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找到方向。“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6％，城市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达到90％以上。为此，提升城市劳动生产率成为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新常态下城镇化模式转型的根本要求。 　　 在经济学文献中，关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讨论往往与“城市最优规模”假说相紧密联系(Henderson，1974；Black和Henderson，1999；Gabaix和Ioannides，2004)，验证城市是否存在“规模红利”是经济增长文献中的重要命题(Abdel-Rahman和Fujita，1990；Duranton和Puga，2005)。同时，大量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和城市劳动生产率也深受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Pavitt，1984；Drucker和Feser，2012)。中国的实证研究也证实，恰当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生产率具有“结构红利”效应(毛丰付和潘加顺，2012)，而工业与服务业如果比重失衡将对城市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顾乃华等，2006；江静等，2007；袁志刚和高虹，2015)。结合这些理论背景，可见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都是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但也有理由相信城市集聚的“规模红利”会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同样有理由相信产业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结构红利”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也可能迥然不同。新近文献中也有提出“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具有协同效应的假说(柯善咨和赵曜，2014)，但对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和城市劳动生产率三者之间的关联特征以及在不同情境下的关联特点，现有文献中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本文以城市劳动生产率为研究对象，以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协同效应为分析视角，分析城市规模、产业结构与城市劳动生产率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相对已有文献，本文除了运用了更新和时间跨度更长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外，主要的贡献在于：系统地考察了城市规模的“规模红利”和产业结构的“结构红利”之间互动关系的非线性特征，包括城市规模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边际溢出效应是如何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产业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又有怎样的不同表现。本文还应用了空间面板模型来控制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也控制了关键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的内生性，在多种模型设定下，主要结果都十分接近，保障了结果的稳健性。这些模型设定上的新尝试，也是对文献的推进与发展。 　　 从学术价值上，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与早前Au和Henderson(2006a、b)等基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城市数据的经典文献研究结果作对照，从而看出2000年以来市场化和快速城镇化情境是如何影响一个转型经济体的城市规模及城市体系的演变。当然，关于城市规模及城市体系合理性的讨论并不局限于中国或转型经济，在发达经济体和各国都有大量文献讨论(Gabaix和Ioannides，2004；Parkinson等，2015)。但中国巨大的城市规模、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高速的经济增长，给予城市规模问题研究一个特殊的实验性场景来深入挖掘，也提升了这个问题的实践价值。从政策应用价值上看，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用来评价当前中国整体上城市规模是否合理、城市体系是否健康，同时发现不同类型的城市产业结构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具体而言，本文依据计量模型分别对当前中国城市规模的最优容纳规模和产业结构的最优结构做了最新测度，以此判断目前具体哪些城市需要进一步调整城市规模和优化产业结构，可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二、研究设计与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2000-2013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较目前可比文献的数据更新更长。城市发展在空间上相互影响，尤其在中国这样人口高密度、主要城市群又高度集中在有限地区的国家中，有理由相信城市经济指标具有高度的空间依赖性和聚簇性，城市经济体之间的空间联动发展会十分显著。为此，能否在计量上有效控制城市数据的空间相关性与空间依赖性，对准确测量城市规模的边际收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之前的文献都基本忽略了这点。本文应用了空间面板模型来控制城市发展在空间上的相互影响与溢出效应，可以让研究结果更加稳健和可靠。本文在差分GMM、系统GMM和空间计量模型结果的基础上实际测算出在现有条件下的城市最优规模以及最优产业结构配置，并由此计算出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