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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城镇人口“镇化”发展的时空分异 ? ? 　　修订日期：2018-11-30 　　DOI：10.11821/dlyj020180497 　　1 引言 　　城镇化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这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但对于小城镇在中国城镇化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却长期存在不同的观点与争议，并且这种分歧在近期有不断激化之势。在学术上，一部分专家认为，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0%，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后期，应调整“城镇化”偏差，明确“城市化”战略[1，2]；也有一部分学者提出，农民工都跑到大城市去住“贫民窟”已证明是一条“死路”，宜以“县镇化”承载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3]。在实践上，随着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后，全国各地竞相兴起“城市群”规划热潮；另外，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于2016年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特别是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小城镇因在城乡联系与融合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再次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些学者提出“村镇化”是推进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就地村镇化和村镇融合，与城镇化构成双轮驱动[4，5]。实际上，中国地域广袤，不同区域间自然本底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决定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不均衡性[6]，小城镇的人口集聚能力及对城镇化发展的作用也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亟待科学认知小城镇的人口集聚过程与时空分异规律，探索因地制宜的区域城镇化发展战略与模式。 　　“城镇化”与“城市化”两个概念虽均源于“urbanization”[7]，但对于如何翻译一开始就存在争议[8]，体现了学者们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特征及发展模式的不同认知与学术理念，并逐渐形成“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小城镇论”以及“协调发展论”[9-13]等多种学术观点。费孝通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的著名论断，并总结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及“珠江三角洲模式”等三种小城镇发展模式[14，15]，对相关学术研究和国家决策影响深远。随后，又陆续提出了“民权模式”“孙耿模式”“晋江模式”[14-18]等不同小城镇发展模式，以及工业型、旅游型、农业服务型、商贸物流型等特色城镇发展类型[19，20]。此外，关于小城镇人口的相关研究也较丰富，涉及小城镇人口规模、空间分布以及人口集聚力、影响因素和对策探析[21-27]。例如刘玉亭等结合小城镇设置标准、国内外相关研究等，对中国小城镇的人口集聚及其合理规模做了初步探讨[28]；张立测算了2000-2009年间人口高输出地区，小城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例变化，发现小城镇在省域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总体上呈衰减趋势[29]；李国平等进行就业岗位对小城镇人口集聚力的影响研究，得出中国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对常住人口集聚具有促进作用[30]。但总体来看，对中国小城镇及其在城镇化中作用的现有研究，案例调查与模式总结、主观性论断或理念性阐述偏多，而系统性的整体研究与客观性分析论证相对较为薄弱。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对小城镇的概念界定存在分歧，小城镇的认定标准与人口统计口径变化频繁，难以获得具有可比性、长时间序列的小城镇人口数据，从而导致对小城镇人口集聚态势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认识不清或不准。 　　为此，本文将中国人口城镇化细分为城镇人口“镇化”与“城化”。基于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规范统一相关概念界定，构建1982-2015年全国、分省、分县市等多空间尺度下，城镇人口“镇化水平”及“镇化贡献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库，分析全国小城镇在城镇化进程中集聚人口水平的历史轨迹，揭示不同空间尺度及主体功能区下城镇人口“镇化”发展的时空特征，为客观认识和准确把握小城镇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态势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为定量化测度镇区人口集聚程度及其对人口城镇化发展的贡献，本文将镇区人口占其城镇总人口的比例称为“城镇人口镇化水平”，以下简称为镇化水平；将某一时期内某区域的镇区人口增长量占城镇总人口增长量的比例称为“城镇人口镇化贡献率”，以下简称为镇化贡献率。它们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式中：TC、GC分别代表镇化水平和镇化贡献率；TP、UP分别代表镇区总人口和城镇总人口；t、0分别表示末期和初期。 　　另外，为了分析、比较镇区人口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本文将镇化水平大于或等于50%的区域，称为“镇化主导型”；将镇化水平小于50%的区域，称为“城化主导型”。同样，为了分析、比较镇区人口集聚对城镇化发展贡献的区域差异，将镇化贡献率大于或等于50%的区域，称为“镇化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