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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 ? 　　伴随着全球产业竞争格局的调整和分工格局的重塑，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在新旧动能转换的现阶段，中国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将表现得更加严峻。自经济学将产业结构范畴纳入研究以来，技术进步被视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动力，当前，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与各产业的融合正引发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新的机遇。2015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发挥互联网技术在促进产业升级中的平台作用，推动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变革，至此，“互联网+”战略上升至国家层面。在此背景下，研究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对于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首先，不少学者基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测算来研究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Ngai and Pissarides(2007)的研究发现，部门间TFP的差异会推动产业结构变迁，如果产品间的替代弹性满足一定条件，劳动份额将转移至TFP增长率较高的部门。蔡昉等(2009)通过测算中国六个区域的TFP，得出通过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转移和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可以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延续的结论。杨智峰等(2016)基于非均衡增长的视角研究了中国工业结构升级的动因，认为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有较高的技术进步率是工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原因。也有不少学者通过对劳动生产率进行测算来考察技术进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干春晖、郑若谷，2009；曲玥，2010；杨天宇、刘贺贺，2012)。 　　上述研究是基于生产率测算的视角探讨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还有不少学者从技术选择和技术创新等角度对该问题进行研究。黄茂兴和李军军(2009)利用1991-2007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认为通过技术选择和合理的资本深化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傅元海等(2014)使用1999-2012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制造业结构的影响不尽相同，消化吸收外资技术基础上的自主创新是实现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最优路径。王海兵和杨蕙馨(2016)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之争延伸到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新体系层面，得出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体系在长短期的相互作用有别，且这一作用在不同检验方法下具有相当稳健性的结论。 　　作为技术进步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有不少学者对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国外研究起步较早，大多数研究表明，互联网通信技术通过改变产业的技术效率、劳动生产率和行业竞争力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Hofmann and Orr，2005；Angeles，2009；Ceccobelli et al.，2012；Xie et al.，2016)。还有一些研究考察了新兴物联网技术的作用，发现物联网技术在价值创造、技术重振和对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作用是其在制造业应用的关键(Gaputo et al.，2016；Giudice，2016)。国内研究起步较晚，大多通过对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三大产业的融合程度，以及对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耦合质量进行研究，发现互联网技术会对产业的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和价值链等产生深刻影响，进而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谢康等，2012；肖静华等，2015)。 　　从实证角度考察互联网技术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国内外文献较少，且多是着眼于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测算或基于产业融合的视角进行研究。Jimenez-Rodriguez(2012)分析了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分解效应，认为在欧美一些国家，互联网通信技术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冲击作用，有利于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陶长琪和周旋(2015)采用2003-2012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区域产业耦联对产业结构优化表现出空间相关性，并且产业融合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空间集聚性最显著。王娟(2016)基于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得到“互联网+”显著提高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有利于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结论。Ghosh(2017)研究了2000-2014年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发现宽带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影响，需要进一步通过互联网技术这一补充的增长动力来实现驱动效应。 　　现有文献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尚未深入展开：首先，已有研究大都泛谈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很少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出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其次，现有文献大都直接采用互联